大臣说真宗要“屈己为民”，真宗自己的说法则是“屈己安民”“屈节为天下苍生”。当初看望老臣曹彬时，真宗就讨论过这个话头，那时节，真宗一面准备“屈节”，一面强调：必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中原衣冠文明的纲领法度不能丢失，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必须恪守，以此来求得国家长远利益。所以，真宗的“屈己”“屈意”“屈节”，与勃兰特的“屈膝”有相近处，那就是在感觉的敬畏中自我坎陷，在理性的谦卑中祈祷和平。
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来承续。
希特勒纳粹的罪恶，也是日耳曼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石敬瑭割地的罪恶，也是华夏人中原历史的一部分；纳粹德国，不是“德国的外国”；石氏后晋，也不是“中原的番邦”。这种历史遗留，各有“天命”，后继者必须正视。
希特勒给欧洲人带来了战火，那是日耳曼德国的耻辱。欧洲人的绝地反击，绝对正确。勃兰特以及西德，愿意代替民族共忏悔。宋太宗给契丹人带来了战争，那是大宋朝中原的失误。契丹人的悲情反击，可以理解。宋真宗以及大宋，愿意代替父辈付代价。
西德的现有疆域，勃兰特必须维护；至于东德，那是“时为大”的故事。中原的现有疆域，宋真宗必须维护；至于北境，那是“时为大”的故事。
公元975年，宋太祖曾与契丹签署“雄州和议”，但到了公元979年，宋太宗将这个和议的盟约撕毁，有了两次“北伐”的记录。契丹人的悲情与愤怒，于是成为“国家性格”。真宗的“岁币”战略，事实上是对前朝政统的接续性解决方案——除了战争，“岁币”似乎是唯一解决方案。真宗不走太宗老路，尽管真宗时代的国家总体实力已经超迈太宗时代。真宗相信支付“岁币”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也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方案。
真宗的“屈己”向契丹人付币，与勃兰特的“屈膝”向死难者祭奠一样，也“赋予了世界新的角度”：承认前朝遗留问题，推演止杀天道大义，降礼选择政治妥协，走向百年地缘和平。
在中国政治伦理中，和平，有多么重要，真宗就有多么重要。
《誓书》的失礼
现在，“澶渊之盟”，就差最后一个环节了：交换《誓书》。
李继昌、姚柬之赴契丹交换《誓书》时，宋廷不断得到各地的奏报——
驻泊保州的定州路行营副部署兼北面安抚使张凝，书奏：宋师率兵至贝州、冀州，紧盯着北归的戎人（也即契丹）。契丹各路“候骑”（也即巡逻警卫性质的骑兵），一伙一伙“团结”（聚在一起，担心走散）北去，不敢侵掠。宋师已经侦察得知：“戎首与其母”（也即耶律隆绪与萧太后）已过定远军（在河北沧州之南）。
宋师派出的巡寨史臣书奏：戎人寇相州（今属河南安阳）。通判、太常丞杨自牧率州兵、丁壮逐走之，境内以安。
从澶渊派出向契丹和王继忠递送急件的马铺校官回来了，他带来了王继忠的一封奏报，说“北朝”已经严禁撤退北归的草原兵众，以樵采的名义侵扰中原；祈求皇上下诏，要张凝等人不要杀伤北朝人骑。
真宗览奏后，对辅臣们说：
“日前，朕如果听从几位臣僚意见，调发大军，会同石普、杨延朗所部，屯扎于河北沿河诸州，截断契丹归路，南部再调动精锐追击，如此夹击，使其腹背受敌，那时他们必颠沛难堪了。但是朕考虑到矢石之下，杀伤一定很多，虽然我们会有成功，但也很难将契丹人灭国，全部消灭。那样，从此以后，战争就会不断，我们就要向北部边疆不断增兵。河北人民可就没有休息之日了。何况，现在已经求结欢盟，我们已经答应盟约条款呢！如果他们背离盟约，再动干戈，我们因此而誓师，朝廷内外同仇共愤，那时再使其灭亡，也不算晚。现在张凝等人出兵袭逐，不过是不令他们侵扰我们罢了。”
一番话，说得辅臣们大为赞誉。史称“左右皆称万岁”。
事实上，契丹南下澶渊，王超顿兵不前不退，而要求“夹击”契丹的谋略，最初出自名将杨延朗。
杨延朗时任河北缘边都巡检也即边防巡逻军总司令，受诏率一万人屯驻静安军（治所在今河北衡水深州）之东。真宗的意见是让他在此地与诸将形成掎角之势，一旦战起，可以与镇州、定州，形成互相应援的追袭之态势。那时，契丹大军和真宗大驾都已经到达澶渊，此地在静安军南五百余里，但澶渊距离汴梁只有二百里。这是大宋最危急的时刻。这时候杨延朗上言道：“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
契丹在澶渊顿住，此地距离北境草原有千里之遥，他们长途到此，人马都已经很疲惫，所以虽然人数很多，但很容易被打败。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一路上所有的劫掠物资，都在马上驮负，这样就有了沉重负担。臣愿意请皇上诏令诸军，各自扼守敌人退兵的要路地带，伺机拦截。不仅敌众可以被歼灭，就是幽州、易州等山南诸州，也可以乘机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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