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对挪威社会，他们抱有一种真正的深深的怨恨，他们坚持将挪威视为邪恶而又隐秘的外部势力的联盟和工具，这些势力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跨国公司、美国中情局，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对不发达国家过度理想化的奇怪综合征，认为贫穷意味着美德，富裕意味着邪恶。在上述情况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的根基，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传教士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把非洲部落成员塑造成西方帝国主义渗透之下崇高的牺牲品，因此恰是基督教推行慈善事业的合适对象，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当前的繁荣，或许与其谦逊的民众和负责任的自治有关，他们有着勤勉的习惯、自尊、独立与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只是将这种繁荣当作罪恶的证明。
这种认识上的原始主义，加上席卷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汽车的依赖，放弃船运贸易，没有从主要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热衷于模仿他们致命的错误，所有这一切，让我对挪威渐渐失去了兴趣……让我难过的是，我曾经深爱这个国家。我觉得，在人口如此稀少、民众如此勤劳、风景如此曼妙的国家，总会有那么一处地方能够避免过度发展的致命错误，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关系，那里的人们也能保留吃苦耐劳、斗志昂扬、谦虚稳重、朴素天真的特性。
[在7月结束的赫尔辛基会谈上，凯南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7月，赫尔辛基作为贵宾，我在政府宫接受芬兰外交部长的午宴款待。第二天，我国大使也在大使馆宴请了我。每次参加宴会，我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熟悉的外交界，我不喜欢这样，我心里清楚，那个世界的生活让我感到厌倦。对他们的好意，我心领神会，我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不过这就好像回忆过往的风流韵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好吗……
除此之外，我在赫尔辛基的四天是在新图书馆里度过的。芬兰人现在把他们的19世纪俄罗斯藏书都搬到了这里……一旦投入到这些书卷当中，我就感觉被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作为历史学家生活了四年多，现在仍然感到很真实，不知为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现在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更为真实。那就是九十年前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就算出生了也还在襁褓之中。书卷中那个时代的事，那个时代的人，更不用说那时人们的经历，跟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事情一样，曾经很重要。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归于沉寂，帝国已经消逝。那个时代曾经声名显赫、理应名垂史册的人物，到如今也只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知道而已。熟读这些文字记录，令我觉得19世纪时代的生活栩栩如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反而开始失去真实感。
1976年
在1976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凯南越来越苦恼于如何平衡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和平倡导者的职责。11月，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引起凯南的强烈不满，刺激了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曾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和凯南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他担心卡特总统会继续实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式的对苏缓和政策，于是加入志趣相投的鹰派，组建了现实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尼采的委员会不断游说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核武器上的开支，凯南对核战争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 1月17日，普林斯顿
很焦虑，很不开心。
斯特维拉娜再次表现出情绪紧张的迹象——冲动，多疑，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事。
报纸上的内容也让我感到烦躁。我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话题而冲动地想写一篇文章，不过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努力压制这种冲动。
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不愿意向别人表露我的想法，不喜欢这个“爱交际的凯南”，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纠正自己。
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唯一的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安慰，我能做的唯一严肃和实在的事情，别人唯一不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其他事务妨碍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拥有它，我很幸运。很多人体会不到。
● 3月13日，华盛顿国家机场
情况没有改善。上次写日记已经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间，除了偶尔乏味地写作和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还做了如下这些事：（1）同意为《外交》杂志就苏美关系的历史撰写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文章，已完稿。
（2）去纽约参加了国家图书奖委员会的会议。
（3）去华盛顿会见了埃夫里尔·哈里曼等人，讨论凯南研究所事宜。[38]
（4）在普里斯顿大学给三四十名学生做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
（5）编辑为玛丽恩·多恩霍夫写的文章（该文私下也送给了基辛格和赫尔穆特·施密特[39]阅读）。
（6）历经了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谢绝了华盛顿的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俱乐部的演讲，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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