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谢绝了其他几个演讲邀请，并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8）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国家贡献奖，并即兴向大约一千二百名听众发表了获奖感言。一想起这次蹩脚愚蠢的讲话，我就感到痛苦。
（9）同意于5月8日接受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学位。
（10）再次欣然接受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邀请，颁发1977年的杰斐逊奖（National Jefferson Lecture）。
（11）几经犹豫斟酌，写信支持提名弗兰克·丘奇议员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又感到非常后悔（但是真的无法拒绝）。
（12）为了凯南研究所的事前往克利夫兰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期间在市议会就外交关系发表演讲。
（13）最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劳动，给垃圾车制作安装了一个新箱体。实际上，这忙碌的几个星期里，这是唯一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努力调和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
我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为了我的学术事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或许过个一两年我就不在了，或者丧失了行动能力，公众活动没有我照样运转，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不过，或许这几年里我能写完自己的书，从小的方面看，在我死之后它们能发挥一些作用。
● 5月，纽约肯尼迪机场
西方是一心想要自取灭亡，几乎不关心这可能意味着文明本身也将随之消亡。增加和扩散核武器简直愚蠢至极；显而易见，美国政治团体沉溺于塑造苏联的冷战形象；西欧人也同样无可救药地相信苏联人会攻击他们。如果这种教化和行动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将会把虚构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在对黎凡特的关系上，美国人彻底失去了政策上的独立性，美国人害怕与阿拉伯人对抗，因为没有阿拉伯的石油他们活不了；他们同样不乐意跟以色列人对抗，因为担心得罪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同样，美国政治机构试图摆脱军工企业的压力却无能为力；整个西方社会不打算严肃地采取行动，终止全球海洋污染，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明显预示了这个文明劫数难逃。我不得不承认，这次劫难即便不毁掉我自己，也可能毁掉子孙后代。
[在旅行度假的同时，凯南夫妇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6月7日，哥本哈根腿疾让我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老年性肢体僵硬。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完成手中现有的工作之后，别再接其他的新任务了。我想起了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那高高的山，陡峭崎岖，那就是真理所在之地，
他要攀上顶峰，他一定要，一定要攀登；
崎山峻岭将他阻隔，
然而他斗志犹在，趁老之未至，一息尚存，
让心灵安歇，那个夜晚就由休息来主宰吧。[40]
● 8月29日，普林斯顿
得知明天要和国务卿谈话，所以我早早出去买了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例行公事一样地翻看了一遍，徒劳地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 8月30日
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无意中发现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我确信，他想要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深刻理念和精妙技巧的努力已经失败。我们两人在军事思想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南非事务上的观点都高度一致。他是一位博学智慧、和蔼可亲、阅历丰富的人，与他交谈其乐无穷。相信在他退休以后，出版商们会出巨资疯抢他的回忆录，这一点毋庸置疑。
[凯南夫妇环游东欧。］
● 10月8日，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旧城福特先生[41]与卡特先生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从他们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问题的肤浅了解来看，我真是为这两个笨嘴拙舌、鼠目寸光的民选官员感到心情沉重。福特先生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区别，卡特先生准备给以色列人开一张无限期的空头支票，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处置美国的资源。这两个人都时刻准备着牺牲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为了讨好少数族裔选民，那些人根本不关心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除此之外，这两位都不愿意认真对待军工复合体的问题……
● 10月20日，罗马尼亚
我也赶时髦参加了旅行团。这种旅游形式很快就将文明的个人旅游排挤出主流了。在我看来，这种团体旅游就像德国的收费高速公路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死后取得的胜利，是他率先打着“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旗号把无聊空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他是这种形式的先行者。
● 10月22日，雅尔塔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辉煌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克里米亚会议博物馆”（Museum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42]看得出漂亮的花园受到了精心照料（如果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能像爱护植物这样爱护他们的人民该多好啊），尽管天气寒冷潮湿，但在这样的花园中散步实在不失为一种乐趣。参观“博物馆”时，大家拥挤着，拖着步子挪进前厅，墙上挂着恐怖的肖像画，面色灰白的画中人都是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人物，让人记忆犹新（其中一幅奇普·波伦的画像，我觉得画得更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俩弄混了）。之后，走过著名的宴会厅，那张大桌子还摆放房间中央。接着，走过现今已经空荡荡的侧厅，当年身体欠佳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在这里下榻。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和周围的布告画反映出苏联官方对那次忙乱而毫无意义的会议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英明领导下，那三位伟大的政治家才得以顺利重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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