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陆续出现之后，咨议局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在通往现代政治的路上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放在百年之前，这一步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选举中有贿选现象，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暴力，选民的表现也比较淡漠，但是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走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不幸的是，一个被既得利益蒙住了双眼的上层集团，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次次地拒绝以咨议局议员为中心发起的请愿开国会等要求，越是搞改革，反而越是把权力往皇族手中收拢，在“皇族内阁”出笼之后，咨议局代表的这条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就走不下去了，历史等待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就是革命之后，历史仍将回到民主选举的轨道上来，晚清咨议局走出的这一步仍不能小看。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端方算是个有才能、有见识的满人，在官场和士绅中口碑颇好，在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任上都有所作为。他热爱收藏，主张走立宪之路，曾出洋考察宪政，著有《列国政要》等书，他不幸卷人辛亥的历史大浪中，惨死在四川资州，头颅都被割下来，浸在煤油匣里，到处示众。他生前收集的大量文物星散，许多同僚、朋友为他的死而哀伤，其中包括选择了共和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批信札，很多年后在海峡对岸成书出版，名为《甸斋（端方）存牍》。这些来信透露了晚清中国的许多真实信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进一步读懂那个时代。
写信给端方的人中有恭亲王溥伟、海军大臣载洵贝勒、镇国公载泽这样的天潢贵胄，有裕禄、良弼、铁良、瑞澂、岑春煊、陈夔龙、孙家鼐、魏光焘、张之洞、徐世昌、盛宣怀、李经羲这样的重臣、疆吏、将军，也有严修、严复、王闾运、陈三立、叶德辉这样的饱学之士，有袁世凯、张謇、沈家本、伍廷芳等人，这些名字都是那样显赫，或在当时，或在未来的史书中。1909年，载洵在他到直隶赴任时写信为朋友叶崇质谋取巡警道一职，罢职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则派弟弟袁世传送上土特产：汴绸八匹、咸菜二十篓。
时代的危机已逐渐显明，面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朝廷官员也并非毫无知觉。1907年夏天，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不久，端方刚到两江总督任上，因为江淮赈灾而赢得好感，世袭侯爵的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写信给他说：“数年来，水旱频仍，盗贼蜂起，夜观天象，荧惑光芒折人南斗，分野适应江南一带。虽新学家无此占说，究宜先事预防，以期弭象于未形。公亦信此说否？”那个时代，以“天象”来预测未来时局比较流行，我没有看到端方的回信，不知他会如何回应，当时他正热衷新学，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严修、熊希龄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严修在这年正月写给他的信，就是关于在南京设高等学堂的，对他很有恭维：“夫繁盛重要，莫江南若矣。又适得学识气魄如公者，以谋取始，此千载一时之会也。”
如果说“夜观天象”之说靠不住，同年秋后，江苏籍的吏部官员沈云沛写给他的信中所说就是事实，“敝省今岁托公福容，乃亦有秋，民气大和，民心亦靖。惟兵学界日益嚣然，毖后之图，不得不预，惟公刚决之柔服之耳”。这是提醒，也是建议。沈云沛的观察是准确的，兵学两界确实成了清廷的掘墓人。
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给端方信中也说：“方今时局如行荆棘丛中，动辄有所窒碍，东三省其尤甚者耳。”身为封疆大吏，端方对时势应该是同样清楚，无论他在两江规划地方自治，还是开创新式教育，以及支持新兴的工商业，筹办南洋劝业会，都可以看作他在积极应对急遽变化的时代。
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扭转不了大势。1909年他调任直隶总督，不足半年即遭革职，李国杰弹劾他的奏折指控他在慈禧太后出殡时安排沿途拍照，“全无心肝”，违反祖制。而且说他架设电线杆在风水墙外。辛亥春天，端方被再次起用，出任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郑孝胥说他静极思动，是他的功名之念害了自己的性命。当然他的死因不只这么简单，他只是赶上了一个变幻不定、把握不了的大时代。
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
不少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总是把本国报业史的源头远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邸报，连传世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也未能免俗。其实，古代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硬扯在一起最多只能增加一点虚无缥渺的“民族自豪感”，骨子里不过是一种凡事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在作怪＿。
“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邸报的作用仅限于传达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皇帝诏令、诸臣奏议与宫廷动态而已，且只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及至晚清，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办报，将西方报纸模式输入中土，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端绪。”®毋庸讳言，中国报业史的第一页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报纸是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中国报业少年期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与整个晚清大变局休戚相关，报业的兴起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的变动不可分割。
从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从维新报业到革命报业，“以报业发展为经”，初生的报业经外国人之手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新生事物在古老民族嫁接的艰难。从1815年第一种中文月刊在马六甲问世到1872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申报》在上海诞生，再到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口报》，其间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从1874年到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又是22年，而严格意义上的报、刊分家要等到1904年《时报》出世才算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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