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个政治精英联盟。包括了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人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希望两党都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并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个竞争单位。为了保证这样的初衷，一开始他们想把加人的人限定在几个发起党派内，所以叫“政团同盟”。
在“民盟”出现之前，他们之间有过一个更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介石曾约梁漱溟面谈一次，只是问他参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们说公道话，那是1939年10月的事。发起“民盟”之初是瞒着国民党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才正式公开。不久，蒋介石就要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书长左舜生找来谈话，地点在重庆郊外的黄山上。蒋最关心的是“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逐一询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蒋问的第一个人是曾琦，左说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在法国长住过，但思想很保守，写古文，作旧诗。他的特长是组织，以一个一文不名的书生，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党，有了两三万名党员。
蒋问的第二人是张君劢，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少年时即在我们湖南经正学堂教英文，后来留学日本。他与梁启超并无师生关系，但感情在师友之间。再后他留学德国，治哲学有心得。第一次大战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蒋百里、徐新六等随同梁先生对巴黎和会进行侧面的国民外交，顺便在欧洲考察；他自己更游历过许多国家，对国际问题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学工具远在梁启超之上，但他谈学问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响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民主宪政，最能‘坚守原则’，以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他的主张是最不容易动摇的。至今他依然好学不倦。”
蒋问的第三人是梁漱溟，左说：“漱溟先生的个性很强、能刻苦，26岁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自己研究的主题为中西全文化之比较，我最早看见他的著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定建设中国应从改造农村做起。他有一个特点，即不尚空谈，‘凡他所见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为实现他的主张，即与韩复榘那样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蒋问的第四人是黄炎培（任之），左说：“任之是前清的举人，与邵力子同年，也加人过同盟会，且曾一度被捕。他自来热心教育，活动的范围以上海、南京为基本；近年提倡职业教育甚力。为维持他的教育事业，与李纯、齐燮元、孙传芳都处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对中外的学问无深造，但‘办事有条理’，不能说他对教育无贡献。”
这次谈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蒋问，左答。左几次要告辞，蒋都要他继续谈下去。
左舜生对蒋问及的民盟几个要角都有较深的了解。对蒋说的大致上也是他本人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这些卷人党派政治的书生各有个性、特点。对这些人，蒋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有些还是打过交道的，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别人的介绍，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在应对民盟时心中更有谱。对我们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记录，具体而可以触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样档案。
“最后一课”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事变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都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先是设在南岳衡山。“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这是教授们的伙食，闻一多先生为此在家书中诉苦，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困难的生活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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