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死了吗？在我心里，重庆从来都是活的，卢作孚的北碚建设、张伯苓在沙坪坝办的南开中学、吴宓度过余生的西南师院……哪怕物是人非，哪怕物非人非，但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想象中，重庆都是活的见证，与许多有历史、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一样，承载着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悲欢离合，承载着岁月河流的起伏沉浮。1949年出生在重庆的大胡子王康，一脸的沧桑，眼中常含着忧郁。很少有笑容。作为重庆人，他对那场关系着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有着更多独特而深人的体会，他写的那篇有着祭文性质的长文《沉潜磨洗六十年》，他拍的《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等许多纪录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不是画家，却主持创作了一幅国画长卷。这不是一幅一般的国画，这是一幅长达700多米、熔铸了上千个人物的抗战长卷，以绘画的形式再现了70多年前发生的那段惊心动魄的民族历史，创作这样一幅史诗式的巨型国画，就是放在整个中国画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所有已知的阵亡将领几乎都能在这里看到他们的面容：张自忠、戴安澜、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王铭章、左权等200多位将领，他们悲歌慷慨、战死疆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将受到永远的尊敬。为抗日英烈树碑立传，在纸上建立抗战纪念堂是这幅画的使命之一。但是，他们的目光绝不限于死难者，那些曾为抗战鼓与呼，在大后方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做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各自的位置。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万里迁徙逃难途中，一个个母亲坚毅的面容和她们佝偻的身躯。我们都知道过去那幅有名的《流民图》，曾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国人。这幅长卷一开始就是画家江碧波的《大地母亲》，这位当年在逃亡重庆的难民行列中出生的女画家深情地说：“母亲的无助、忧愁和愤怒，生命的反抗，生命力的孕育，这些都是通过我的画传达出来的，从中可以体会到生命的涌动，是不可战胜的。”这些母亲们在民族灾难中的处境与命运，和血战疆场的英烈们在这里得到了同样的关切，这是最令我感到安慰的画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重视大人物、成功者、英雄的同时。对于普通人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历史从来不属于他（她）们•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镜头中。他（她）们几乎都等于零。而在这幅抗战长卷中，这些母亲、这些普通人不仅同样居于国画的中心，是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首先展开的一幕。这一选择本身彰显出的是现代眼光，也因此放射出人性之光。如果没有这些为抗战承受了苦难和作出牺牲的普通中国男女出现在这幅国画中，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幅国画也容纳了日本天皇，容纳了清朝末代皇帝以及汪精卫等汉奸、民族罪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无论是身份显赫的领袖、名满天下的名流还是普普通通的男女，都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这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抉择，更多的是人性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每个历史人物都得交出自己的答卷。遗臭万年的罪人、浩气长存的英烈，出现在同一幅国画中，这才是完整的历史。
为了这幅史诗式的长卷，几年来，王康前后动员了重庆当地几十位画家，他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个群体行动中来，完全是冲着这个题材来的。王康讲到一个细节，参与创作这幅画的工作人员，所有男人都是没有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至于理由，他的回答很简单，男人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这样一幅画在重庆完成，不仅是重庆文化界、艺术界创造的奇迹。也是重庆这个城市创造的奇迹，没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阶层的重庆人的支持，凭王康一个人和一群画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宏大计划。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当这幅画终于面世的时候，如果世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个纯粹的民间自发行为，既没有商业动机、商业目的的诱惑，又没有官方背景，没有政府资源和经费的资助，将会如何的吃惊和震撼。凭民间自发的一点看上去那么微不足道的力量，竟然能完成这样一个壮举，也许只有在重庆这个昔日“风云际会之点”才成为可能。王康也好，那些画家也好，他们不计报酬，殚精竭虑，投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的奔走、筹划和创作中，如果内心缺乏一种精神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精神在重庆的骨子里仍然活着，如同当地老百姓当年在面对日寇飞机大轰炸时讲的那番话：不怕你“龟儿子”炸，
不怕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等你“龟儿子”炸，
等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经历过抗战洗礼、牺牲了无数生命的重庆仍然活着，在硝烟散尽之后，这座山城依然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在雾起雾散之间矗立。这幅可歌可泣的抗战国画长卷在重庆诞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重庆活的力量，重庆拥有的不仅是历史，“它曾经照耀着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死去，它活在历史中、山河中，也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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