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服从法律。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服从法律的习惯。在法律之前，全体国民都应该遵守服从，任何人都不得有例外，不容许违法、毁法、玩法、弄法等行为。因为法律如此有尊严，所以法律的制定要十分审慎。一定要经过国民代表的赞成，或由国民代表自己提出来制定，法律在国民心目中才有至上的权威。
二是尊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与责任相对等的。能够负责任，才能享有自由。也只有在守护自己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社会才能养成普遍尊重自由的风度。
三是公道竞争。没有竞争即没有进步，竞争要尊重共同信奉的规则，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四是容纳异己。权力越大的个人或团体，越应该时时警惕，虚怀自处，公私分明，容纳异己。
英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宪政制度和良好的宪政习惯，无疑是英国之行给两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出版家和报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借着访英归来的机会，他们热切希望把这些见识告诉自己的同胞，提醒知识分子、各党各派如何才能将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正轨，不至于再一次陷人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对英国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准确的。诚如胡政之说的，民主立宪不过是简单平凡的政治，既不是理想的极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是可以模仿、可以学习的。王云五和胡政之共同强调了法律、自由，加上他们分别举出的地方自治、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匮乏的因素，要养成习惯，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除了走这条道之外，迄今为止人类还未找到更好的出路。
1943年：一叶落而知秋
1943年，抗战已进人第六个年头。重庆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采写的通讯《豫灾实录》，披露河南省严重的灾荒•之后又于这年2月2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些文字至今在中国新闻史上仍散发着光芒。难怪当时，此文一出，重庆街头，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担任国民党要职的法学家王世杰在2月4日的日记中写了一句：“《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强硬、刚毅乃至刻板的一面，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容易动感情的人，他的日记中不时有“泪涔涔下”、“泪珠盈眶”之类的语句。当最初传来河南严重饥荒、白骨遍野的消息时，他虽然下令处罚如实报道并发表尖锐评论的《大公报》停刊三天，当年4月11日，他却在日记里私下记下了几乎相似的内容：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粵，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
由这一天的日记，后人也许不难推测，两个多月前，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真的发生了饥荒，他一面下令处罚了《大公报》，一面还是派人做了调查、核实，所以才会有日记中的这番内心哀告。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为改变这些惨状作出太多的努力。
费正清后来成了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当年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在对华回忆录里就有专门一章“1943年：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这位“中国通”说，所谓古老的政治现象，就是天命所归的变动，也是民心所向的变动。那年夏天，他曾去过昆明西南联大，目睹了他那些知识界朋友的日常生活。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知识精英们认为，如果在国难当头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都在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
长期不问世事、一心向学的“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就在这一年开始发生转变，由学者变为斗士。教授们连吃都成问题，更不要说穿了。朱自清经常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闻一多穿的一件灰色旧长袍还是一个亲戚送的，领子很高，袖口很窄。在“云南王”龙云的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时，闻一多破口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他身上穿的就是那件式样早已过时的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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