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955年12月17日，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跌下的吴国桢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不再是那个“白皙通侯最少年”，他在《夜来临》最后说：“但对我来说，黑夜早已来临……但是在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见了能将我引向安全的灵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长，那么黎明还会远吗？”那一刻，海峡此岸，他的南开老同学周恩来正身居总理高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他的清华老同学罗隆基身为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央副主席之一，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登上了主席台，不久前还曾衣锦还乡，回到故乡江西安福的那个村庄。而吴国桢先是被迫别了大陆，接着又被迫离开台湾。对于这几个政治上不同路的老同学，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也许唤起了属于他的那些好时光的记忆，如同打翻的五味瓶。
周恩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装，“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一个在学生时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观众的人。……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1962年，他在美国出版过一部以周恩来和他为原型的英文小说《永定巷》。他笔下的罗隆基则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罗隆基）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在那时，有不少人把他当作勇敢的英雄来崇拜„诚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坚定来运用自己的天才，那么很可能会成为我国的一位伟大领袖。但令人遗憾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么适合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发展，一个人除非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强的原则性，否则是很容易屈从于这种诱惑的，可怜的罗隆基恰好就是许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尽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的盛名也不过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显然，他对老同学的政治选择十分不满，但如果站在罗隆基的立场，吴国桢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被赶到小岛上去的“战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点，吴国桢的预言——“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到两年就被事实验证了，罗成了顶尖大“右派”，从此命运逆转，1965年在凄凉中弃世。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吴国桢晚年在美国定居讲学，到1984年6月才离世，本来他已答应邓颖超，回大陆访问，还要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最终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葬在哪里都已不重要。因为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土地。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他离开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这绝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挚爱。1926年，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让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司徒雷登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人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传教士、教育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一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回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叶沙沙，他的遗愿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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