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神宗病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光、熹时期，大臣之间的党派纷争仍在继续，朝野上下的精力，主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熹宗年少，对朝政漠不关心，却喜欢建造住屋，他常亲自操斧锯凿削，乐此不疲。据说，所做木工活的水平，连能工巧匠都难以比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往往在他营造正酣之际，从旁传奏文书。熹宗漫不经心地奏听完毕，总是随口答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大柄已移太阿倒”，魏忠贤等人便操纵如意，在朝廷上为所欲为，从而加剧了晚明政局的腐败。对此，后人有一首《明代杂事诗》这样写道：殿阁楼台信手为，宵衣旰食斗新奇。
戗金铁柄双龙斧，斫尽金瓯总不知。
帝王的不问政事，给魏忠贤专权创造了条件。他屡兴大狱，颁布《三朝要典》等，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此后，朝政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更加混乱和恶化。
天启之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伊始，便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重新召用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和不依附阉党的官僚，朝政一度颇有起色。不过，崇祯为人喜好虚荣，刚愎自用，时过不久便重蹈覆辙，使得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朋党纷争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趋衰颓，朝野上下一片混争声中，崇祯朝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更趋剧烈。早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崛起，在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壮大起来，创建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虎视眈眈，成为明朝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大敌当前、边患紧迫的形势下，明朝内部的党争仍然是无休无止。为了筹措与“后金”战争的费用，国力凋敝的明朝政府向民间残酷榨取，加派“辽饷”。当时，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役本已相当严重，加派自然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政府又相继加派了“剿饷”和“练饷”，与先前的“辽饷”，合称为“三饷”。“三饷”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赋税苛重，再加上当时连年灾荒，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交相为虐，以致民不堪命，怨声四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情严重，农民颗粒无收。在饥民王二的鼓动下，首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到了崇祯朝便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中原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当时流传的歌谣道：“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显然，“均田免赋”是顺应民心的口号，使得李自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了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建百官之属。继而破潼关，进取西安。次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宣告灭亡。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创建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乐政权和韩王定武政权，史称“南明”。不过，“南朝天子原风流，玉树后庭还相侔。”它们完全继承了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现象，内部纷争严重，政治腐朽不堪。譬如，弘光皇帝成天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他所关心的不外乎是梨园弟子殊少佳丽，而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样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故而有人形容他们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这样的一些政权，又岂是八旗骁骑的对手？
就在明朝灭亡前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靠清朝，引导清兵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撤出北京，转战西北。清朝为夺取全国统治政权，先后对农民义军、南明小朝廷和台湾郑氏势力进行军事镇压，最终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明清鼎革的过程。明初措施的得失一天，朱元璋将一根棘杖掷在地上，让太子朱标十起。性格柔弱的朱标面有难色，不知所措。朱元璋和颜悦色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朱元璋的心腹之“刺”就是那些曾为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权臣勋贵们。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阅读史籍，在他的生活阅历中，史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它给了朱元璋不少历代兴衰的启示。
早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前的龙凤十一年（1365年）。某日，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不禁击节叹赏。他深有感慨地对一旁的起居注官詹同说道：（赵）普确实是位贤相，倘若诸位将领不早日交出兵权，那么，宋朝的天下，未必就不会像五代那样动荡不安了！
在历史上，开国将领往往居功自傲，甚至功高震主。如何处置这批人，一直是历代帝王的一块心病。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仅消除了悍军骁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危险，而且还让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元勋得以优游林下，颐养天年。这是成功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范例。不过，处置开国功臣还有另外一类的方略，那就像中国古代的一句警语所云：“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这一方略的出现，远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例如，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种，西汉的韩信，都为这句警语做了不幸的注脚。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起事，平生对汉高祖刘邦极为佩服，故而史学家历来就有“明（太）祖行事多仿（效）汉高（祖）”的说法。只是刘邦诛杀的“走狗”毕竟还相当有限，仅止于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几位“功高震主”的将领，而朱元璋则大开杀戒，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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