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县衙门和知府衙门同在一个城池内，就叫“附廓县”，即城池和城郭外四郊都是它的地盘。而名都大城往往不止一个附廓县，如杭州府有钱塘县、仁和县，长沙府有长沙县、善化县。明代的大兴、宛平算是北京城的附廓县。
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大兴县衙门的所在地。因为是都城的附廓，大兴县令是正六品，比一般的正七品县令品秩高，两县所属的顺天府府尹则是正三品，高于一般知府。明清官场有俗谣：“前生作恶，今生附廓；恶贯满盈，附廓省城。”知县是百里侯，级别不高，却因山高皇帝远，威风凛凛。若让谁当府城附廓县的知县，同一座城有知府衙门，就威风不起来。若当省城的知县，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正六品的大兴县知县，在皇帝居住的京城里，那算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萝卜头”。所以明清两代，大兴、宛平两县令出门，不敢坐轿——尽管他们有这个待遇。因为官场规矩，大街上两顶轿子碰面，官职低的轿子必须退到路旁停下来，等官职高的轿子走远才敢再上路。如此，知县的轿子在北京城里，基本上走不了两步就得停下来让路，那还不烦死了，不如步行或坐驴车。
当年的县衙门，现成了东城区公安分局，官署早就拆掉盖了高楼。与分局隔着胡同相对的是一个城隍庙，还是旧物，只是泥胎神像被请出去，住满了凡夫俗子。城隍庙多和官署在一起，城隍有一个职责就是在冥冥中监督官吏奉公守法。大兴胡同里的那个城隍庙有刻在墙上的这样一副对联：“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楹联尚在，算是对为官者一种警告。
经过城隍庙时，我常想起明朝万历年间在这个衙门中干过的一位县令，他叫王阶，因为引起了一场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关于独立审判权的大较量，而有幸在《明史》中留下一个名字。
查询了许多史料，我都未查出王县令的籍贯、生平。万历十一年的进士名录中有一人名“王阶”，应该就是他。这一届会、殿试取录的人，后来出了许多名臣，如朱国祚、李廷机、叶向高，后来都做了内阁大学士，到尚书、侍郎级别的就更多了。王阶是第三甲，乃“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的同进士，很难有机会进翰林院，多半是分派各地当县令。
到了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年），王阶就任大兴县令，应当是从别的县升迁过来的，释褐四年，从正七品做到正六品，仕途还算顺利。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闯下了一场大祸。《明史》说他“坐挞乐舞生下吏”，也就是说他打了乐舞生的屁股而被抓起来治罪。乐舞生，相当于朝廷歌舞团的演员，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乐舞生的作用就是在举行重大政治仪式上伴舞。乐舞生属于优伶一类，士大夫当然看不起，但这些“朝廷歌舞团”的演员往往有“通天”的本领，指不定得到哪位达官显贵的宠幸。估计是耀武扬威，碰上了一根筋的王县令。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这还了得？太常寺控告王县令，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乐舞生受伤了，朝廷大典无人伴舞了。这个“帽子”很吓人，属于典型的“上纲上线”。倒霉的王县令交由刑部审讯，本来案子不大，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当然是万历帝在偷换概念。刑部所争的乃是不受锦衣卫干预的独立审判权，和是否有不便皇帝了解的“私弊”没必然联系。
为此，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认为孙主事被罚不公平，上疏曰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在严某做尚书时，曾允许锦衣校尉听审——皇帝也在援引成例。都给事中回答说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过是几个法警押送被告人，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下彻底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皇帝和文官集团为独立审判权争斗，倒霉的王阶的那点“罪过”不甚重要了。最后王阶被如何处理，我未看到明确的史料记载。不过我想，惹出这么大的事，结局好不了，能被免官回乡，就算是好的了。
明朝天启年以前，士风是相当的刚直。王阶敢把“朝廷歌舞团”的当红小生拿下打屁股，后世京城的小官，哪个有这样的胆气？而刑部的司长和监察局局长敢援引判例，和皇帝争夺独立审判权，虽然最后屈服于皇权，但依然值得钦佩。
低薪制下官员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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