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从文自传》所涉及的年代进行推算，沈从文此次看到的《辞源》，应该是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发行的第一版。《辞源》于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开始编撰，直到清室逊位后四年才完成。
当文秘书问少年从文“看不看报”，从文答曰“老子从不看报，老子不想看什么报”。于是文秘书从《辞源》中翻出“老子”条目给沈从文看，从文才明白“老子”原来就是民间所说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从此再也不敢自称“老子”了。
受了刺激的沈从文，和文秘书及另一位同袍，三人各出四毛钱，订阅了两个月的《申报》。
通过阅读《申报》和查阅《辞源》，沈从文方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广阔，外面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里闻所未闻的“氢气”“参议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说，是《申报》和《辞源》种下了沈从文向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不过他最终下决心离开湘西还得几年后，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来自上海的报刊《创造周报》（该报由政学系人物控股的泰东书局出版发行）。
当时沈从文因为给统治湘西的军阀陈渠珍做文秘，受到了器重，被派到一个新创办的报馆工作。在报馆里他和一位来自省城长沙的印刷工头住在同一间房。这个年轻工人推荐沈从文阅读《创造周报》，并鼓励他用白话文写作。他告诉从文，“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
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这些往事，感慨道：“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此时，沈从文下了决心，“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离开了他熟悉的、有老长官旧同事关照的家乡湘西，去外面闯荡了。
沈从文选择走出湘西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顺江可达的上海，而是古老的北京城。原因很简单，当时他的舅父——大艺术家黄永玉的祖父黄老先生，正跟着凤凰县所出的大人物熊希龄先生在北京办香山慈幼院，少年去陌生的地方闯荡，当然要考虑能否有可以投靠的亲友。
沈从文来到北京时是一九二二年。出了前门火车站，就如现在一些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打工的青年一样，他被“黑车”司机骗了一道，这是大城市教给他的第一课。拉排车的北京汉子答应沈从文可以拉他去要去的地方，却把他拉到西河沿的一个小客店。
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岁。沈先生去上海还得六年以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等早有文名的作家帮助下，沈从文陆续在《晨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其才华得到了文坛的认可。
一九二八年，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杂志。次年，这位只有高小学历的乡巴佬，进入上海公学任教。在上海公学，他疯狂地追求女学生张兆和。在胡适先生的撮合下，出身名门的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这个鼓足勇气走出大山的湘西少年，终于在大都市占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不是偶然间接触到《申报》《辞源》和《创造周报》，沈从文的命运将如何？也许他会成为湘西大山中一个俗不可耐的军官，娶几房姨太太，买一些田地，在某个酒席上被仇敌杀害。
从沈从文这一个案或可看出，在清末民初，以上海为基地的新知识、新思想对湘西这类保守封闭的内陆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超过了今天我们的想象。
一位余姚青年的上海梦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外地少年心目中的“黄金之地”，对周边江浙等地的少年来说，尤其如此。许多穷小子，闯进了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因为勤奋，再加上一些好运气，他们发了财，回家乡买地盖房、兴学修路。直到多年后，虽经一场场政治运动，故乡依然有他们的传说。比如宁波镇海人、曾经是上海第一华商的虞洽卿。
战场上，只有当了将军的军人，其人生传奇被人记下来并流传，而更多默默无闻的士兵要么解甲归田要么战死疆场，他们与草木同腐，除了自己的亲人，无人会在他们死后提起其名字。商场亦是如此，上海滩那些富商，无论是来自宁波乡下的虞洽卿还是来自国外的犹太人哈同，他们的传奇故事今日仍然被演绎，而多数去上海谋生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早就湮没在历史尘埃里。
还好，有些普通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了。
一个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看到了《雪泥偶留——胡守礼回忆录（一九一四～一九四九）》，一读之下，就放不下鼠标了，直到东方既白。
胡守礼先生生于一九一四年，于一九九九年因病辞世。他生前很普通，最高职位做到中国人民银行徐汇支行的会计科长。退休后笔耕不辍，写下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回忆录，为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的“屌丝”奋斗历程留下了一部原生态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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