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社会阶级按马克思所观察的相反方向来运行。生活在豪华郊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生活在城市中心地区的贫困人群更崇尚自由。研究西班牙的学者发现了社会阶级与左翼支持者之间的相反关系。处境较好的西班牙人比穷人更容易支持左派。在这项研究中，教育是最主要的因素。
特别是在与宗教或地域等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时，阶级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阶级加上地域因素影响着选民。在法国，是阶级加上地域，加上虔信程度（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虔诚者）。在德国，是阶级加上地域，加上主导教派（天主教或新教），如耶鲁大学的约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所言，关键的问题是“阶级加上什么”。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大多数公民属于中产阶级。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收入增长变得越来越不平等。那些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和那些具有高中文凭或以下的美国人士间的收入差距从1979年的31％到2006年几乎翻倍。那些占人口0.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大大增加而工厂工人的工作很多却被外包出去了。有些人担心这种两极分化会把美国变成一个阶级社会。由于弱势群体要求遏制国外进口和移民，社会阶级正在呈现出新的特色。
教育
教育程度与社会阶级相关，而这会推动两极分化。那些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可以在信息技术和金融领域赚得盆钵尽满，而那些不具备高学历的人却只能勉强度日。家境较好的人通常会让孩子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这有效地传递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同时减缓了战后美国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流动性。
美国的教育经常产生分裂效果，使人们在非经济问题上支持自由化，在经济问题上则趋向保守。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为宽容，支持公民权利，能够理解不同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这是针对他们的）和对失业者提供福利的政策。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在经济和非经济问题上都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但是在美国，这一对问题经常是分离的。美国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工资，但是在种族、生活方式、爱国主义等方面却十分不宽容。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抗议越战，他们有时会对工会成员的无动于衷表示强烈的愤慨，这是经济和非经济领域自由主义态度差别的鲜明写照。
地域
老话说得好，每一个国家都有南方，这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不过无法明确的是，是否南方就一定比北方更为保守或激进？卢瓦尔河以南的法国、塔霍河以南的西班牙，世代都是左倾的。意大利南部却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也是这样。在英国，英格兰非常保守，而苏格兰和威尔士却支持工党。当然，在美国，南方数十年来一直有“顽固的南方”之称，南方人会自然而然地支持民主党，不过现在他们却转向共和党。
边远地区通常弥漫着对首都的怨恨，由此而带来所谓的“中心—外围紧张关系”（见第4章）。通常情况下，边远地区是被该国政府强制统一的，因此从未完全对此感到满意过。地域的回忆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美国南部、法国南部、意大利南部、魁北克、苏格兰均是如此。这些地方通常都感到在经济上落后于中央地带。它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语言，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利时的瓦隆（说法语的南部）、魁北克、原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
茶党的突然增加表明公众舆论的波动。（Upl/Landov）
政治生活中的地域性因素一旦产生，将会保持很长时间。地域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南部和西部大多数“阳光地带”的各州（不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经济和非经济问题都是保守的，对从联邦那里争取权利非常热心。北部和东部“云雾地带”的各州，工业已经衰退，倾向于自由化，特别是在政府支出方面。2001年，当小布什总统削减税收时，一些保守的、来自南部的民主党人支持他，一些自由化的、北部的共和党人则反对他。这充分显示了地域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在美国，地域因素可能超越政党。
宗教
宗教经常是政治生活中最有爆发力的因素，在塑造舆论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宗教影响有两种情况：主导性教派和虔信程度。在德国，天主教徒支持基民盟，新教徒支持社民党，这主要是主导性教派的问题。在法国，大部分民众至少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问题只在于虔诚程度，因为不少法国人对宗教比较冷淡。一个法国人越是参与到大众中来，他就越会支持保守党。支持共产主义的选民很少是虔诚的教徒。在波兰，罗马天主教会鼓励教皇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支持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天主教国家中，最大的分裂存在于教权主义者和反教权主义者之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保守主义政党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而左翼政党对宗教的影响持有敌意。
宗教在美国政治中也非常重要，在这里，新教徒支持共和党。宗教与种族往往叠加在一起。天主教徒，特别是波兰裔天主教徒，是最为忠诚的民主党人。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移民浪潮中，大城市的民主党欢迎并帮助了来自天主教国家的移民，因此他们的后代就成为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不过当民主党赞成合法堕胎时，这一联合就丧失了。很长时间内，人们相信天主教徒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0年打破了这一观念。不过在2004年，天主教徒约翰·克里失去了天主教选民的支持，因为教士们谴责他支持合法堕胎。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堕胎问题上走到了一起。200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瑟夫·列伯曼（Joseph Lieberman）（如今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无党派人士）是一位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或反对，这表明美国人在宽容方面更为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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