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在管制期间，不能随便出去买东西，就连买烟也非常困难。吉林大学的同事于德海知道后，就悄悄给他送来两条烟：一条红盒的“大生产”，一条蓝盒黄花的“迎春烟”。于德海是个日本人，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他仅3岁，父母把他扔在了大街上，被一对中国夫妇捡了回去，当时他胸前绑着的一个白布条，布条上写着他的身世。中日恢复关系后他到日本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他跟公木在吉大共事非常愉快，这么多年过去了，公木的家人还时常回忆起那两条特殊时期的香烟。
第四十五章（1）
第四十五章铁帽山下即使遭逢诸多不幸，公木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教学稿，他修改了两三遍。直到 1969年，才解除隔离，获得“解放”，一如常人。随后，他的名字就列入了分派下乡的名单。
有一天夜里十点多，突然有人来敲公木家的门，公木打开门，同事马瑞生怀里抱着一大包东西就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把包裹放在桌子上，打开，半扇猪肉出现在公木的面前。
1969年6月公木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西良一队马瑞生说：“我把猪杀了!不知道明天宣布的名单里有没有张老师。乡下的日子清苦，你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冻上装箱，能吃好长时间！”因为第二天就要宣布下乡人名单，确定第一批走的人员。马瑞生听说公木要下乡，尽管属于第几批还不知道，他还是把自己好不容易喂大的猪杀了，特意来给公木送别。
“谢谢，谢谢！我们不留你了，叫楼上的群专听见可不得了，会连累你的！”公木一家连声道着谢，悄悄把马瑞生送出了门。其实，当时马瑞生家庭条件特别困难，拉扯着大大小小六个孩子。他这样一份情谊，让公木非常感动。
1971年4月1日，公木与吉林大学教师张国学、金训敏等去吉林省扶余县榆树沟公社立新大队铁帽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铁帽山是个地名，因为形似铁帽而得名。但对公木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象征。多少年来，他被压在右派或者摘帽右派的铁帽山下，苦苦挣扎，不得翻身。到后来，甚至他对推翻压在头上的这顶沉重的铁帽山都失去了信心。
据诗人蒋锡金回忆，他们偶遇在一个劳动改造的场合的时候，公木还一脸严肃地劝告蒋锡金，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党提翻案的要求。公木还以自己当年参与审干工作的经验说，要纠正一个错案，程序非常复杂，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言外之意，就是多大委屈也得受着，就这样认了。公木日记中，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纪录外，大都是公木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改造好了”的佐证。
于是公木变得不再是公木了。
当时，公木认真的以赎罪的心态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他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心迹。比如1969年5月9日晚与吉林大学中文系师生去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西良大队时写下的两首诗作《干部下放劳动歌》：
第四十五章（2）
老农把手教耕耘，雨润风裁白日曛。
锄杠作篙撑翠浪，镰刀如月割黄云。
胼骶摩老千重茧，血汗练红一颗心。
漫说垄间沟道浅，犁开大地育新人。
新人新貌新精神，结伴工农鱼水亲。
土地之盐归土地，森林底鸟返森林。
不骄不躁干革命，备战备荒为人民。
七亿神州连铁臂，猪熊猫虎枉狺狺（反犬旁）。
即使是写给自己家人的信件，公木的主题也往往是介绍到某某大队后，通过调查研究，试办农民通讯员报道班的设想、摸索办社会主义大学文科的路子等等。
扶余县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年平均气温仅45摄氏度，公木顾不上去踏访那里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和辽金时期古城址等历史遗迹，就一头扎进了“接受再教育”的艰苦生活中。这里年均降水量425毫米，常年干旱。那里的农民生活很苦，自春节以后，农民们一直在忙于抗旱。小麦春播后，老天一直没有下雨，全大队只有四眼井，全村1500人，吃水都成困难，洗脸、洗衣服都得节约用水。
公木他们到那里之后，了解了这些情况，从宣传唯物论入手，倡导他们破除迷信。他拿出在鞍钢办教育的劲头，一头扎入教农民们学哲学和文化的工作中。那里的干部和社员学习政治和哲学的风气很快蔚然成风。
调查资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他和妻子曹轶欧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请各地学哲学积极分子进京宣讲。
李广良先生在《命运与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1969年，公木在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西良一队劳动
第四十五章（3）
中说：“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千百万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士兵投身于学哲学的热潮之中。全国各单位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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