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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到北京:一个杰出犹太家族的中国情缘_[以色列]欧慕然/唐建文【完结】(44)

  我只想在下面引述一二,提供有关我在两家公司、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公司出访世界各地的一些情况,意在告诉读者,这些经历是我随后来华工作的重要前期准备,让读者了解,一个曾经在中国长大和受到教育的犹太人的儿子,都周游过什么地方又最后回到了中国。代表和领导阿格里德夫公司的工作,当然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差使。我为此付出了16个年头的辛勤劳动和心血。令人欣慰的是,我因此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为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展农业尽到一分之力,为我的国家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广泛接触和合作开拓道路。下面引述的以色列媒体上的一篇文章,我认为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阿格里德夫和这个可爱团队所有成员工作成绩的肯定和赞扬。“我想,奥尔默特家族以及阿格里德夫的事迹十分感人。以色列国通过 阿格里德夫,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送先进的农业技术知识 。中国是一个合作重点。 亚布拉罕在阿格里德夫一直工作了16年。 ..我真想说,像阿格里德夫总经理亚布拉罕.奥尔默特这样的人物 ,他们深知如何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真诚合作,他们创造新的现实,能与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20 出使中美洲

  在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当领导8年过后,有一天我被叫去见农业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见时两位部长提出让我到中美洲工作,总管派赴该地区的各个以色列农业专家组,推动以色列在这些国家的合作事业。他们告诉我说,这次出使的基本目的是在这些与我国尚无接触的国家里,打下开展活动的坚实基础,实地锻炼开展这类合作的能力。他们还提示说,将来另一个目标会是中国。在这之前我曾对一些国家做过短期访问,但这次出访的性质显然不同,觉得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听说将来有机会去中国,更是喜上心头,我也就当场同意了。我想他们知道我的家庭和出身背景,有意提到中国,以此争取我接受他们的这项安排。他们这着棋是走对了,从此在我心中埋下了有朝一日访问中国的梦想的种子。 说实在的,我大半生的农业活动舞台不是在以色列,而是在世界,最后是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活动,实际上是为后来在中国工作所做的重要准备。执行这类任务,主要问题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自己如何适应开展工作地方的人和事。与当地人沟通是最重要的因素,你要学会和高层人士像部长和其他要人进行沟通,无论在危地马拉,或者在尼加拉瓜甚至中国,情况都一样。这次出使中美洲对我来说形同上过一个好学校,为我今后在农业发展公司的出国任务和到中国任职做了必要准备,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危地马拉大地震我带上夫人和三个小孩迁居危地马拉,当时夫人正怀孕在身。我经管的地区包括中美洲各个国家,即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墨西哥,后来加勒比海地区也划归我管。说是出使,实际像去度长假;这倒不是说我是冲着旅游去的,我的工作很紧张,但是既然来到了如此迷人的美丽地方,你就无法完全沉湎于工作成就,不免还要享受其他乐趣。在危地马拉期间,我们家添了一个女儿,她排行老四(前面有三个男孩),算是一桩喜事。但是不久就碰上了里氏7.6级的恐怖大地震,这简直是一场恶梦。那是1976年,当时我有公事到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这座城市曾在1972年毁于一次地震,震级达里氏6.2级。我与一位经历过这次地震的以色列农业专家见面,他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当天晚上我返回危地马拉家里,把听说地震的事告诉我太太。不料我们入睡之后,大约是深夜3点钟左右,一阵巨大的隆隆声传来,仿佛是炸弹爆炸,太太高叫一声:“地震!”我跳下床来,使劲往孩子们睡觉的卧室跑去,但是地面晃动得厉害,我无法动弹,身子左右摇摆,前倾后仰。晚上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摸不清前后方向。我随手抓住一把门扇,错把衣柜门当成了房门,整个柜子猛烈撞到头上,我一时间晕倒在地,完全失去了知觉。事后我才知道,地震延续了整整49秒钟,但当时似乎看不到时间的尽头。感谢上帝,我们家没有人受到损伤,但是危地马拉全国有上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就在危地马拉地震过后仅仅3个月,中国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也是在凌晨3到4点钟之间,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巧遇里根总统在国外执行农业合作任务, 你每天都会遇到普通农民和他们的带头人,你可以看到农民的现实、农民的问题和期望。 但是与此同时,你有机会见到所在国乃至国际媒体头条新闻上多次出现的人物。 这个期间我碰巧遇见美国里根总统, 那是在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里根到该地进行短暂访问。1974 年格林纳达宣告独立,1979 年一次武装革命推翻了现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罢绝选举。革命政府与古巴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紧密关系。过后不久,再次发生反对政府的国内革命,导致美国入侵并实际占领该岛。最终古巴人撤离格林纳达,岛屿处于新政权控制之下。

  就在新政府上台不久,我收到格林纳达来信要求,由农业发展公司派遣一个农业和水利专家小组前去该岛解决缺水问题。美国入侵一周年之际,该国举办活动表示对美国的感谢,里根总统作为贵宾应邀出席。 里根到会并在岛上逗留了总共两小时。 我也在岛国总理邀请参加该项活动之列,并经他引见与里根认识。总理向里根介绍我们在岛上的工作情况,里根总统对我说,“我知到你们的农业技术很先进,所以我不奇怪,这里的政府找你们进行合作。”我说:“总统先生,我们到许多国家开展工作,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听我一说,十分惊讶,问我:“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在加州中部河谷。我们种植棉花,在当地被誉为最佳棉农。”里根总统看着我,微微一笑说道:“太棒了。”他的赞语引起全场的注意。当然,总统身边跟着一大批电视和报刊新闻记者,有关这次见面和谈话的情况,特别是以色列人和他接触的情况,一时间广为流传。不瞒你说,这给了我们不小帮助。在美国种棉花,这是一段十分值得回味的有趣故事。上面提到,以色列的棉花是从美国传入的,但是谁能想到,时隔不到30年,昔日的“学生”超过了他的“老师”。那是70年代的时候了,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一家美国公司,公司的名字叫“派拉蒙”,要求与我见面。我只知道“派拉蒙”是一家著名的美国电影公司,不知对方见我是何目的。我自以为就要当电影明星了。我问对方有何贵干,那边说随便谈谈,不由得使我更加起了疑心。不过话说回来,那时我当农业发展公司阿格里德夫的总经理,而这个公司搞的是农业并非电影。后来见到贝尔顿.斯梯尔先生,方知他是一家美国农业公司的副总裁,公司的名字叫“派拉蒙农业公司”。 原来这家美国 派拉蒙公司,也就是本书一开始提到的和我们一同到中国开展柑橘合作项目的公司,老板也是同一个 贝尔顿.斯梯尔先生。派拉蒙公司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圣华金河谷)拥有巨大面积的果园和棉田。他们听说过阿格里德夫, 而且斯梯尔先生本人访问过以色列的棉花农场,感受很深,希望我们派人到他们农场帮助管理棉花部门。我问他棉田的规模,从他的回答里听出果然非常之大,我深感任务异常繁重。我知道,将棉花引进以色列的萨姆.汉堡先生经营的农场,也位在同一处谷地。我后来到访这带地方时,曾经专门去看望汉堡先生的农场,不过先生已经过世了。我派了两位棉花种植专家到派拉蒙公司工作,当年年底,诺大一个谷地的棉田全面丰产,两位专家受到特别奖励。斯梯尔先生和我成为了好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去了中国。他很高兴,聘请我们到他农场工作这一步,证明他的决策正确。他告诉我,谷地里其他农场主批评他,说将以色列人带进来是个错误,因为以色列人会把他们的东西学走。斯梯尔先生问我,我们成功的秘诀何在。我告诉他说,以色列和美国棉农的区别在于,美国人老讲“地块”,谷地里的土地面积分割成不同地块,每块大约150公顷,各家农场根据季节在各个地块上进行粗放作业。而我们以色列人则对作物进行观察,根据作物的情况在生长期采取适当措施 。我说,我们那里的农民只有小面积土地,为此他们贴近作物,精耕细作 。这种情况,以色列和中国十分相似。尼加拉瓜的“莫绍夫”式定居点1974年我到访尼加拉瓜,总统索摩萨召见我们以色列农业专家一行。索莫沙是中美洲尼加拉瓜领导人物家族的后裔,他父亲曾是该国总统,后被刺身亡。索摩萨的长兄继任总统,长兄死后,他经选举当上总统,任期到1972年为止,不得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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