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 以色列 雷霍沃特
1 首访北京
1989年的仲秋季节，我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到美国落杉矶，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中国北京。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处在政治外交的隔离状态，我不得不避开我的以色列人身份，经由第三国，绕道大半个地球进入中国。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有斯梯尔先生，他是美国一家名叫派拉蒙的实业公司的大老板。另外还有两位小伙，一位是我的同事，以色列柑橘农业技术专家拉维德先生；另一位是斯梯尔先生的助手，在美国留学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性周。我名义上是派拉蒙公司的顾问，隐去了我真实的身份 以色列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到中国南方一个柑橘产地进行考察，意在与中方有关单位签订最终协议，共同创办一家柑橘合资企业，栽培、加工、销售一条龙。在此之前，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高层已经派出过人员进行多次秘密接触，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曲折和努力，一项在当时看来算是不小而且颇富创意的在华国际合作项目，终于要瓜熟蒂落了。就要从洛杉矶出发了，不料出了点小麻烦。我到中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被告知没有批准。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进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困难可想而知，第一次遭到拒签，想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中国有关方面是事先有过承诺和做了相应安排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十分懊恼，幸好经过与中方邀请单位紧急联系，第二天很快也就将签证顺利拿到手了。后来听说，只是中方内部办事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离开洛杉矶经过十几个小时穿越太平洋的飞行，我们到达香港稍事休息，紧接着又登机继续下一段旅程。10月15日午后，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对我们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人来说，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中国，充满神秘和吸引力。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初始阶段，中国和以色列仍然处于外交隔绝状态，中国显得是那么遥远、陌生和甚至有些神秘，我们就是要到这片地方去探索和帮助创造某种奇迹。 可想而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是何等地兴奋。梦幻变成现实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大家共通的兴奋心情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激动。这里有我祖父长眠的墓地，是我父母亲年青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儿时的回忆，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勒斯坦一个偏僻山村里我家房檐下的红灯笼。从小我就听父母说，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东方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有好些城市，有北京（当时叫北平），有广州、上海、大连，还有天津。我父母亲在那里有不少亲戚，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同辈。那时看见父母亲收到来自这远方的信函时是何等激动，我也因为有机会给集邮册增添一些奇异的邮票而兴奋不已。我特别喜欢父母亲那些一同在中国长大、又一同移民到以色列来的朋友，他们偶尔上家里来串门，共同回忆在中国、在哈尔滨的往事，并给我带来些蜡烛，叫我格外欢心。那时我从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去到那里，会在那里见到我们家族的某位亲友。现在， 我终于踏上终生梦寐以求见到的这方神奇而又亲切的土地 了，儿时梦境中的一切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就像是阿拉丁神灯一样美丽的神话，就像儿时红灯笼的梦幻变成了现实。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唐先生，中方合作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他的两位同事。我和唐先生不久前在美国初次见过面，现在一见如故。认真说来，我们之间的经久友谊是从此开始的。
未想到20年之后，我们成为了写作本书的搭档，成为经常相聚的“话友”和“笔友”（这也是在本书中采用的称呼）。当时的北京机场显得有些落后， 从机场通往市区的专用公路还不够宽敞，但平直而整洁。 驱车去市区的一路上，主人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指点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的北京景色 。已近深秋，公路两旁的杨树林泛出金黄的颜色，透过树丛的屏障看到的是无际的农田，还有星星点点的村落房舍。 我的话友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曾有一位西方记者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那矮小而凌乱的村舍，让你根本想不到已经进入一个大国的首都。但是我有着与这位记者不同的心情，想起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想起我童年时期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眼前看到的景象在我心中显得是那般平和、宁静，甚至还带几分亲近。进入市区，见不到许多高楼, 但是沿街散布着片片绿地和五彩缤纷的人工花坛，煞是好看。这类精心布置的鲜花坛景，后来越办越火红，特别是逢上重大节日，成为北京颇具特色的亮丽景致。为此我还向我住在的以色列城市雷霍沃特当局建议，也采用这种办法装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情绪显得越来越高涨了，主人在车上说要带我们好好看看北京。我有些疑惑，在我们这次旅程当中，北京仅只是又一个中转站，计划过夜一晚，明天还要换乘飞机继续赶往最终目地 远在大约两千公里之外的广西桂林， 怎么谈得上“好好看看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等我们在下榻的饭店洗漱完毕，两辆小轿车和陪游人员已经守候在门外。为我们安排的是一份丰富而又紧凑的日程表：当日下午游览长城，晚上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上午带上行李参观故宫紫禁城，完后直奔机场。 中国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主人现在似乎向我们证明，只要你来到了北京，要成为“好汉”还有另外两件事是非办不可的，那就是吃北京烤鸭和进紫禁城 那怕你只是留宿一夜的匆匆过客。结束两周时间的访问回国后，我照章向上级提交一份报告。这理应是一份业务性的工作汇报，但我还是禁不住以大量篇幅记述一些题外话，那是对一个陌生国度的新鲜而强烈的感受。其中写道：“我们的访问行程始于北京，第一个地点是长城。长城是从外空唯一能辨认出来的地球上的人工构筑物，打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不断从地理课本上听到它的事迹和传奇。在我的心目中，长城是多么崇高而伟大！”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和它有了最亲密的接触。不过说实在的，如我在报告中的记载，当时我还是有点失望，我本来以为它更宽阔，更高大。 也许这种“失望”感是一种莫名的心理反应，大凡是怀抱着极高期待的人们在近距离接触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时，往往容易刹那间产生这种反应。“另一个地点是紫禁城。《末代皇帝》一部电影，使紫禁城更加名扬海外。当我漫步在这宫城的庭院里，电影的绚丽色彩和动人情节已经忘怀，但是故事主人翁末代皇帝溥仪的形象，却清晰地浮现在我心中。”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上门拜访一位朋友，他指着邻近一家宅邸告诉我说：“你可知道，我的邻居是溥仪的一位亲戚。”我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溥仪？”他说：“是呀，那时他已经从监狱释放出来，在公园里当园丁。我还同他攀谈。”我问他谈些什么，这位朋友答道：“不提他的过去，只是谈他种什么花草。”原来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王统治历史，不只承载于像故宫这样辉煌的宫廷建筑，还可以在寻常百姓家中找到某种温情的联系。听说后来星巴克咖啡吧竟然跑到紫禁城里开店来了。这事遭来人们的大量非议，星巴克也撤走了。我想理应如此。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珍贵的人类历史瑰宝，让现代的垃圾食品和饮料叫卖其中，这是多大的讽刺！我并不想贬低星吧克，它是成功的西方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获得迅猛发展；我只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敬和珍惜紫禁城 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我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晚上在著名的和平门北京烤鸭店接受宴请。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另一番极其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因为烤鸭的美味，而是因为店面规模之宏大，竟能容纳两千人同时就餐！设想一下，在我们所在的国家里，最大的餐馆只能同时接待最多200到300人，2000人的数字该是何等惊人。在这样的餐馆里用餐，不禁让人联想到人丁的兴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丁兴旺是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过去有句名言：“人多好办事。”不过“人多”也是把双刃剑。陌生的街头景象街上的交通景象，引起我的极大好奇。“中国的自行车数量无法想像。在大城市里，自行车简直像潮水一般沿着街道奔流。我们习惯于车辆主控道路，行人要听从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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