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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到北京:一个杰出犹太家族的中国情缘_[以色列]欧慕然/唐建文【完结】(6)

  但是在中国,我发现真正主控道路的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根本不把新加入道路过往行列的小汽车放在眼里。尽管为数不多的汽车不断鸣笛,全然无济于事,道路都叫自行车给占满了。 听到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浪,你可能以为满街都是汽车,其实不然。我不禁遐想,将来总有一天汽车会越来越多,到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估计,到时那拥挤程度将无法忍受。”后来我到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儿子劝我买一辆小轿车,愿意去那里就去那里。车是买了,但每次上街都心有余悸。中国司机还是喜欢按喇叭。人们在西方的国家以及以色列,都习惯按规定的标志行事。道路上树立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标志,给司机和路人明确的指导,而在中国,像这样的标志大部分都找不到。于是乎开车的人只好随大溜,跟着中国司机的习惯照办。难怪有人问我说:“你知道在中国开车是怎么回事吗?”他接着答道:“这就是除了喇叭声,还加上车身和轮子的叽戈响。”这是 多年前的往事了,喇叭声依旧,但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自行车的潮水,却看到前方是无尽的汽车流,而且多是在中国生产的崭新车型,中间有不少世界上的名牌货,像宝马和奔驰。放眼望去,自行车是比从前少多了,不过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990年拥有自行车5亿辆,到2007年是4.5亿辆,变化甚微。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到本书面世的时候小汽车拥有量相信已猛增到大约六、七千万辆!看来突破1亿辆 大关,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如今北京已经面临街道交通严重堵塞的尴尬局面。后来在中国的长年经历中,我屡屡感受到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其发展道路上的独特境遇,这是西方人以他们惯有的偏颇眼光难以理解的一种中国国情。顺便提到,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我在报告中写道:“我在北京街面见到两类现象,一类值得称道(上面谈到的鲜花),另一类则不敢恭维。街上随地吐痰,我们过去闻所未闻。你从一辆出租车旁边经过,冷不防司机打开窗子吐出一口唾沫;你和路人并肩而行,突然间扑哧一声,只见脚边地面落下几滩痰迹。”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人们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任所欲为,不顾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感受?你还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当你正在聚精会神地和大家开会,突然间电话铃响起来了,有人拿起电话拉开嗓门大声嚷嚷,旁若无人,会议一下子全被搅荒了。排队“夹私”,厕所脏乱(饭店、餐馆里的卫生间也不例外),也令我颇感失望。话友很有同感,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本国同胞缺乏公共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补充说, 近些年来又冒出早期从未见过的“小广告”,和痰迹一起 “亮相”行人道,像顽固的癣疥四处蔓延,不仅损害着城市的形象,更带着蒙骗和伪造的细菌病毒腐蚀着社会的机体。鲜花和痰迹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在大街上并存,形象地反映出中国社会进步过程面临的困惑。应当承认,今天随地吐痰和小广告的丑恶现象比以前有了减少,虽然远非消失,绿地和花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了,卫生间和排队的情况也有了明显改进。可以看到,政府当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竭尽努力倡导精神文明。

  节制生育政策的喜与忧后来在中国的长年经历中,我屡屡感受到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其发展道 路上的独特境遇,这是西方人以他们惯有的偏颇眼光难以理解的一种中国国情。我在1989年的报告谈到:中国政府1975年决定实行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政策。尽管实行这一政策,中国现 有人口依然接近13亿。中国人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以多子多孙为幸福,实行计划生育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来说是一场革命。中国人家庭子孙满堂,母亲是家庭的 核心,这和犹太人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颇为相像。我这次访问中遇到的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便是由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的 “过渡一代”,他们身居兄弟姊妹共聚一堂的家庭里, 但是自己却受到只许生育 一胎政策的限制。我和他们当中许多人交谈过,他们的处境很是奇怪,在父母家里 的时候觉得济济一堂,但是他们的孩子将来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记得我小时候看见家里有一件瓷器雕像,刻画一位中国母亲坐在那里,面带微笑,身边围着一群孩子。对我来说,这件雕像就是儿孙满堂的中国人家庭的象 征。在以色列以及别的国家,经常有人问我有关中国计划生育的问题。现今中国人 口已经超过13亿,每年新添人口大约1400万,预计一两年内人口总数将接近14 亿。计 划生育政策涉及的问题很复杂,我不可能完全深入,但我要说的是,许多人就中国 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大发议论,他们却不懂得领导人口如此众多的一个大 国的复杂性。中国许多省份的人口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多,我觉得,一些人正是错在 他们以衡量自己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我在中国向许多人询问过他们对计划生育 政策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表示拥护。他们对我说,如果想让他们的孩子获得良好教 育,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当然赞同这样的政策。实行一家一个孩子的办法会带来一 个后果,那就是对孩子娇生惯养。独生子女周围没有兄弟姊妹和他竞争,不但有双 亲而且有4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围着转,要什么给什么,这样一代人被宠坏了,他们以为天生下来什么都能得到。我使馆里的秘书跟我说,他和许多父母们一样很清 楚下一代孩子必然会娇生惯养,因此他特别注意让他的独生女儿参加社会活动。有一次我打出租车从珠宝市场返回下榻的饭店,看到驾驶室里粘着一个漂亮女 孩的照片,我问司机女孩是谁,司机说是他女儿。过了一会,他从他钱包里掏出一 个模样很俊的男孩照片,我问孩子是谁,司机说是他儿子:“他们是双胞胎”。我当时想,司机一定心满意足,他有一男一女,还求什么呢?有位中国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非常有说服力:“大多数人的物质福利,是决定个人生活条件的基础。对公众实行限制,将来必然为其中每个个人带来好处。”尽管都说支持这样的政策,但我想,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还是不甘愿只有一个孩 子。逻辑上讲他们支持这项政策,但从感情上说,他们想看到身边有更多孩子。市场供应:和前苏联的鲜明对比不过第一次访问中国所见所闻,最令我感到意外和惊讶的还是物资供应情况,市场的情况。那年正巧赶上我不久之前到过波兰、保加利亚和前苏联。这些国家和以色列都没有外交关系,他们邀请我前去访问,是要与我国在农业方面开展合作。从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回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我得出一个看法:共产主义失败了。我在苏联亲眼见到的情况非常糟糕。每家商店门前都排着长长的人龙,走进里面一看,许多基本物资严重短缺。我到过一些集体农庄,所见所闻,与当局公开发布的讯息大相径庭,他们所标榜的成就纯属虚有,不过是一种宣传。农庄院外竖立着高大的标语牌,上面标明的数字和院内看到的实际情况有如天壤之别。这着实叫人扫兴。记得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一直跟随我们当翻译的一位女士叫叶莲娜。她英语说得很好,在保持我与俄方人员的联系和沟通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能力和效率。结束访问时,我想送她一件礼物以感谢她给与我们的帮助。我问她,什么样的礼物对她派得上用场,你想她说什么?她说:“我看到你们有卫生纸,现在你们就要离开,可能用不上了,就留下给我吧。”连卫生纸这样最基本的用品也缺,那些日子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我要到中国去了,心想那里的景况势必一样。我原以为,在中国也一定看到类似东欧共产集团国家的相同景象。在我看来,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就是共产主义失败的证明。但是我不期大吃一惊,真实情况与我的预期截然不同。我在报告中如此记述:“将苏联与中国两相对比,情况何其惊人,中国显然是胜券在握。去过莫斯科,你禁不住为俄罗斯人民感到伤心和难过。他们排上长长的队伍,站上好几个小时,待到进得店里,只见货架上空空如也,所有东西早被先来的人一扫而光了。而在中国,你感到要什么有什么。”我提到后来到过的中国一座中等城市里一家7层楼高的百货商店,“那里的东西应有尽有。难说服装式样赶得上西方的新潮,但是普通百姓都穿得起买得到。街边路旁,各式各样的水果蔬菜琳琅满目,而且新鲜、质好。”论农产品的质地好坏,那是骗不过一位农学家的眼睛的。我于是想,莫非是我错了?过去我以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也许苏联的共产主义没有走对路子,而我们看到的中国情况,则是实现现代共产主义的更佳方式。我不是说我成了共产主义者,但我肯定意识到,除了西方还会有其他可以成功的途径。没有想到, 我竟然无意之中 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延续了整整20多年的漫长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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