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亏本了，贪污受贿者将本应给工厂的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我准备了一份报告，打算见一见公司总裁，向他报告我的这些发现。但不等约好会见时间，我就接到总裁秘书打来的紧急电话，让我立即去见总裁。我当面十分谨慎小心，不想向他告状，只是摆摆所见所闻。总裁递给我一杯伏特加，非常和气地对我说：“你知道，关于你的发现已经有人告诉我了。”我告诉他，如果情况属实，我就要把工厂关掉，并且找警察开展调查。“一个小时之前，”总裁继续说，“有三个带面罩的人到这里袭击我，对我说他们知道有位以色列专家要上门找我，他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他向我上交这份报告。”他迟疑一会儿又说，“我希望你知道是什么人派他们过来，我建议你紧急安排一下，马上买张机票离开这里。这是给你的工资袋，装有至今为止的全部工资外加一笔可观的奖金。”我想也不必再做解释了，究竟什么人派来了这三条汉子，他们说的“必要措施”又指的是什么。当天下午我坐上飞机迳奔以色列。
23 再访北京
与第一次访华相隔4年之后，1993年我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飞机还是降落在原来那个旧机场，今天来往于新建3号航站楼的人们，根本想像不出北京机场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离开机场进入市区，沿途看到的景象和4年前相比已不一样，新楼房多起来了。从业务工作的角度来看，这第二次访问也许是对1989年农业发展项目失败的补偿，但放在国际关系的高度上，它则是在两国建交以后的全新基础上对当年促进中以友好关系尝试的继续和发展。我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采用以色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办一个农业示范项目，这就是后来办得十分成功、并且在中国农业界非常有名的北京永乐店示范农场。早在80年代后期， 中国华阳／华泰公司就与波哈莱斯教授开始商讨建立示范农场事宜，后来又与以方人员包括沙赫伟教授共同在北京郊区多个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为建点做准备。 中以建交以后，这个项目终于摆上了两国政府的正式议事日程。 我就是根据拉宾总理的指示前来执行他下达的任务的。拉宾总理的指示1993年10月间，以色列总理拉宾先生访问中国。拉宾和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先生会见时曾经向他承诺，以色列将在中国帮助建立一座采用以色列先进技术的示范农场。拉宾表示，农场将展示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培训中国专家，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李鹏先生非常感谢拉宾总理的建议，并答应给予前来创办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第一个官方合作项目的以色列人员以一切必要的协助。拉宾总理回到以色列之后立即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在座的还有外交部的国际合作局长。当时我是以色列最大的农业发展公司阿格里德夫的总经理。总理告诉我，他向中国总理作了承诺，并以不一般的口吻说道：“我作了承诺，你去完成！”他要我尽快动身前往中国，立即开展工作。他补充道：“你要明白，这是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第一个官方合作项目，它是展示以色列和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的橱窗。我们将中以之间的这次合作摆在首要地位，我要亲自过问项目的实施，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这个项目大获成功。”一旦接到总理下达的这样一项命令，你会感到重任在身，不敢怠慢一分一秒。总理召见过后不几天，我便动身前往中国。刚到达北京，不料艾森伯格急着要见我。我来到他位于国贸大厦的办公室，艾森伯格一见面就对我说，他是多么喜欢时任耶鲁撒冷市长的我的弟弟埃胡德.奥尔默特。 艾森伯格说 :“他是我的兄弟” 。我私下想：多谢我家又添了人丁，此前我只知有3个兄弟，现在变成了4个。听他恭维我的弟弟，我摸不清这是否是他见我的原因。但很快就清楚了，他开始责难我们的决定，说什么像这样非同一般的项目竟然落到了阿格里德夫手里，而不是交由他艾森伯格办理。他对我说，“这里是中国，谁不知道我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有关系、有经验、有路子，唯有我才能办好这件事情。”他又补充道：“你必定失败。我的公司比你们的强，我的专家和我的经理都比你们强。”原来艾森伯格不但在中以建交之前容不得嘉比高进入中国，而且在中以建交之后同样反对农业发展公司介入中国事务。人知艾森伯格说话直截了当，咄咄逼人，但我从未料到他竟然直接和逼人到如此程度。我刹那间懵了，不知如何是好。但不过数秒钟，我决定给他一个礼貌但非常强硬的回答。我说：“您没有将项目拿到手，因为您的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而农业发展公司是政府所属的公共公司。您和一些公司有约在先，我们没有。我们能做到货比三家，谁家有什么上好的东西，而且卖价特别适宜，我们就选谁。我们的经验比您的农业公司丰富多了，我们到过这么多国家，做过这么多相同项目，国际上都认为我们比你们公司更高一筹。
我可以毫不犹豫、扪心无愧地说，我这个经理比您的经理强。”我所以用此种口气说话，是因为我想，对这样的人最好和最有效的说话办法，就是按照中国人所说：“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言犹未尽，最后我对他说：“艾森伯格先生，我相信总有一天您得承认，我们干得不错，到时候您也许会对我称赞几句。”这次见面过后一年，我们的示范农场启动得非常成功。 但是与艾森伯格的会见余波未平。我对自己的政府负有责任办示范农场的工作还是开始了，第一件事是选择地点。北京和上海各有所长，从农业的观点来看上海更为合适，气候条件好。靠近南方的气候条件对展示以色列农业技术的优势更为有效，这主要是温度因素，因为温室里的温度须要保持在摄氏18度左右。北京冬天的夜间气温甚至下降到零下10度，这就是说必须给温室采暖，将温度提高大约30度，为此需要消耗大量昂贵的能源。能源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看来能源所需的投资在上海较低。从专业角度考虑，选择上海较为有利，但从政治上考虑北京更为适宜。北京是首都，不仅政府和中央机构设在这里，而且各地方省市都有代表常驻，最利于吸引公众注意。我想这很在理，于是最后将农场的地点定在了北京。示范农场很快建成并投入运营，几年实践下来获得巨大成功。正当农场运转火红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对项目进行视察。以色列驻华大使邀请我到他寓所赴宴，还通知我说，中国方面的一些部长和艾森伯格本人也将参加。我当即指示农场两位专家将农场自己种植的各种蔬菜水果和花卉送往大使住所。那天傍晚我来到大使寓所参加宴会，进门一看，这里简直是一个农产品展销会，各式各样的蔬菜花卉摆放在那里， 千姿百态，彩色缤纷， 景象格外喜人。中国方面来参加宴会的两位部长，特别是农业部长，对大使和我连声称道。我向大家介绍我们农场的工作内容，说明我们如何培训当地农民。言语之间，艾森伯格突然发话，他说：“前两年我对奥尔默特先生说过，他们一定失败。我告诉他，我办事比他们公司强得多，我手下的专家也比他们高明。现在我向他表示道歉。根据今天这里所见，也根据我听到身边人员所说，我知道，奥尔默特先生和他手下人员干得漂亮，农场办得成功。奥尔默特先前对我说，他希望看到有一天我会赞赏他的成功。瞧，这一天终于来了，让我高兴地对奥尔默特先生说一句：你说到做到！”我感谢艾森伯格先生，谢谢他所说的这番好话。我心里想，只有好样的人敢于承认错误，特别是当众承认错误。我明白，他不以为道歉有伤面子，而在我看来这是有勇气的表现。随后他把我叫到边上，还是以他率直的方式对我说：“辞掉你现在的工作，到我这边来。相信我，你的收入要比现在高得多。”他甚至讲明了给我的报酬数额。不瞒你说，这个数字着实非常可观。我谢谢他，再次对他在餐桌上所说的一番话表示感谢，我说待我慢慢考虑他的建议。考虑归考虑，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尽管他给我的工资条件如此诱人。我想，我对我国政府负有责任，我爱中国，我觉得与中国的农业合作非常重要，对两国都有利益，而这一切在我来说是最好的报酬。说起来我也许错过了与艾森伯格共事的机会，错过了一笔优厚的工资，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得以继续直接从事我心爱的事业，从事对中以两国合作十分重要的中国农业技术发展事业。对拉宾总理的纪念示范农场是为中国传统农业引进新技术的革命性举措，是改进和提高中国农业技术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就在我们收获示范项目丰硕成果的时候，1995年11月不幸消息传来，农场的创导人拉宾总理遇刺身亡 ，为中东和平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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