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于2006年作为以色列政府总理访问中国时，与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会晤结束时，温总理问：“欧慕然好吗？”我弟弟从来没有听我说过我的中文名字，望着温总理，露出疑惑不解的眼光。温总理看出他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赶紧说：“这是你的兄弟，他在中国非常有名。”对姓名的叫法，西方国家都习惯名在前姓在后，而中国则相反，姓在前名在后。特别是对来自小国的人来说，最不习惯的是中国同姓的人无穷无尽。在以色列，你可以碰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家姓；虽然也有同家姓的，但这种情况不算太多。假如你遇到谁的家姓与你认识的另外一个人相同，你完全可以当即问他是不是那人的亲戚，因此与他同姓，许多时候你发现果然如此。中国这么大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有大约700个不同的家姓，不过大多数人都共用其中一些常见的家姓。在中国初来乍到，一开始可能遇到一些人姓李、姓张、姓赵，你会立刻想起你认识的其他人也是同一个姓，从而认为他们是的亲戚。这就错了，你就是犯了抱住自己观念不放的毛病。我们北京大使馆有6个中国人，其中一人姓李，另外５个人姓张。我手下两个秘书都姓张， 他们虽然同姓，但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一旦你知道中国大约有1亿人姓李，好几百万人姓王或者姓张，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和你刚到中国听到有人同姓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我的小孙子跟他父母来北京看我们，他找我说：“爷爷，给我起个中文名字。”我问他，在这里时间很短，干吗非要起一个中文名字？他说：“好让你的中国职员叫我时不会困难。”小孙子原来的名字叫纳达夫，当时9岁。我把中国职员找来，要他们给孩子起个中文名字，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回来告诉我，打算叫他“欧大福”，他们说这是个好名字，和原来名字的发音相似。小孙子高兴地同意了，但说有一个条件，他悄悄对我说：“我同意，但回以色列以后不要叫这个名字。”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如果朋友听到这个奇怪的名字，老这样叫我，那我一辈子也改不了啦！”但是我要说，我用我的中文名字倒觉得很开心，在以色列我就常常用这个名字，同时还向人夸说我名字的不俗含义。“欧慕然”这个名字我一辈子用定了。开始行动 建立业务联系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踏进大使馆大门的第一天。大使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上过咖啡和简单寒暄过后，他开始就我们与中国合作要达到的目标阐述他的看法。说实在的，大使的期望并不算高，他向我解释说，办通事情很不容易，要我务必保持耐心，立足长远，着眼于大的作为。我不想在第一次见面时和他过不去，但也得向他摆明我的观点。我决定亮出我所说的“行动”这个词，讲明“行动”之所指，让他了解，我对该做什么自有看法。我估计大使是在想，我的抱负未免太大了，现实情况将告诉我，达到我提出的目标谈何容易。谈完话后，大使领我到会议室去和大使馆的全体人员见面，这当中有以色列人也有中国人。大使将我介绍给大家，然后提到我打算要做的事情，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他还用上了我就“行动”所说的一番话。大使说，这是一种新颖的提法，并要求大家尽责协助我，与我合作。听大使这一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想我毕竟说服了大使，我的第一次“行动”算是成功了。我知道，未来的其他行动要困难许多，但我相信也定会成功。上任以后，我的第一步工作是与中国各部委院所等合作单位建立联系。依我的观点，首要的事情是与人直接接触， 亲自认识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农业大学和其他单位的朋友， 他们是我的“伙伴”。
除了中国的机构和人员，我还要认识和结交他国大使馆与我职务相同的人员。和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士讨论各种话题，听取他们的观点和意见，至关重要；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得采纳，但有时候却很有用处。不过我很快就转过弯来，要想会见你要会见的人并不容易，得通过手下人员事先多打交道。以为让秘书打个电话给你想要见的人士的办公室，讲明你想和他见面，并和对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就万事大吉，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你老碰上对方非常忙，他的日程早已排满，只好等他什么时候回话确定一个适当的会面时间。开始我想，这是在卖关子，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要给你一个感觉：对方是个重要人物，能见他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但后来我才了解到，很多时候有不同的原因。例如对方往往要为会见做些准备，不等充分掌握会见所需的各方面情况材料，他是不会轻易和你见面的。到会见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对方对你要谈的问题了如指掌，而且知道你的态度。做这样准备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迟迟不回答你什么时候安排会见。我得承认，这正是我们应当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有一次以色列和中国双方官员会见，我在场，我有时不得不为以色列方面的人员缺乏准备而感到脸红。每逢和中国官方人员讨论问题，你能看到对方面前摊着一页纸，上面写满要讨论问题的详细内容，他边谈边看，以免忘记了什么，或者遗漏了事先准备好的某个观点。2004年，我弟弟担任以色列副总理兼贸易部长期间来华访问，此前他秘书问我，部长要提什么问题。我写了一份清单，列出两国在科技和农业领域里开展合作的一些要点。会见那天，中方部长开会致辞过后，紧接着就提出与他部门有关的合作课题。以色列代表团大为惊讶，中方提出的课题和我方部长要提的完全一样。实际上不等以色列部长提出问题和建议，中方就已经先作回答了。我一点也不觉奇怪，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与中方有关部门的官员多次会见并提出过这些课题，他们也给自己的部长汇报过了。同中国各部委的官员和专家见面时，多次听到他们说犹太人智慧，还提到一些卓越犹太人的名字。我明白，说这些夸奖话许多时候是为了创造一种良好气氛。从我方面讲，我一般都谈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共通之处，我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 我说中国人母亲和犹太人母亲十分相似 ，我谈中国是个没有反犹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给过犹太难民可贵的帮助。 我告诉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学习中文，还特别介绍说我家族是从中国回到以色列的，我的祖父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最后我还告诉他们，我有一个中国干闺女。这番话创造出很好的气氛，在见到黑龙江人和哈尔滨人的场合尤其如此。良好的气氛有助于得出好的商谈结果，而要创造良好气氛，就要找出对谈双方之间的共通之处。让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我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中国取得成功？我也曾找出各种理由和解释，但归结到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待人接物，我看人以及对人说话的方式方法。对方可以是党委书记、市长或省长，也可以是劳力或者售货员，我对他们一概以相互合作看待。 对人要平等相待，不要让人感到你高人一等。用我们的俗话说， 就是“用平视的眼睛看人” 。 我在本书另一处提到，我崇尚周恩来，听说在中国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以为这就是成功的关键。这是我从小在农村生活熏陶下养成的观念，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我为此对他不胜感激。 父亲一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他在中国的哈尔滨组织犹太青年学习拳击，保护犹太人不受反犹主义白俄分子袭击，参与在华创办犹太复国主义贝塔组织；他在哈尔滨工学院学习电工工技术，并在一家中国学校任教，后来又在荷兰的奶牛场打过两年小工，同时在大学进修农业；回到以色列后参与组建农业定居点，最终成为代表农业界的国会议员，负责为国家制订了有关水资源的重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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