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赵红来说， 这次到以色列参加培训固然学习到了应有的技术知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以色列人的热情和真诚使她深受感动。培训期间，赵红既 受到主办单位的良好接待和安排，还有我女儿给与她亲姐妹般的热情关照，让她感到一种份外的家庭般的温暖。我们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赵红告诉我的话友说，她在以色列遇到的一件事使她念念不忘。她说，过去也听国人们谈起过犹太民族， 都说犹太人聪明能干，做生意十分精明狡猾 ，种下了一个粗略的印象，到了以色列才发现，当地犹太人都是那么热情和有教养，民族素质很高。一天赵红和同伴到街上游玩，偶然遇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路人开车经过，他主动停下车来跟大家打招呼，知道她们来自不同国家，就热心地将大家送回学校，第二天还专门派车接他们到家里作客，把她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带到超市挑选各人喜欢的各种美味食品，然后回到家里亲自动手做饭，盛情款待大家。 赵红不无感慨地说 ，“我们从未见过面，只是路遇而已，人家就这么热情招待，一件小事能看出这个民族多么热情好客。相比之下，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事情不容易看到。”其实我在中国倒是碰到不少类似的情况，赵红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干闺女赵红在学校里学习外语，毕业后分配到潍坊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做外宾接待工作，接触过不少外国人。奇怪的是，她对这对新来的以色列朋友欧慕然夫妇却有着特别的感情。赵红告诉我的话友，在青岛机场初次见面，这对以色列长者就留给她一个慈祥、和善的印象，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 赵红说她很受感动，“毕竟他们的身份不同，能跟我这么平凡的女子交往，足见他们的平易近人。”赵红说：“在我陪同他们期间，建立了深深的感情。一次夫人病了，我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给她联系医生，替她端茶递水，这件事使他们非常感动。之后我们俩基本都是搂在一起走路的，一次有个来宾说，你们真像母女俩，从那时夫人就问我是否愿意做他们的干女儿，我当然愿意， 就这样我们成了跨国的亲戚。”那是2002年，我们再次应邀到山东和潍坊访问，赵红再次陪同我们。有一次她突然对我太太叫了一声“妈”，我听到了，于是问她：“如果她是你妈，我算什么呢？”她回答说：“你是我爸。”从此以后，赵红就成为了我们的干闺女。这样认亲可能不算正式，她有自己的父母亲，但我们把她当成了我们又一个孩子。赵红常说，她有两个母亲和两个父亲，一个中国母亲和一个以色列母亲，一个中国父亲和一个以色列父亲。我们在中国真正有了自己的家人了，不只是我们的祖辈和父母曾经在这里生活，我们的祖父和其他亲人在这里长眠，我们现在身边还有了一个中国女儿。我离开使馆工作后，一直和赵红保持联系，只要有机会都会到青岛与赵红相见，期间还两次专程到潍坊看望我们的中国干闺女。这是一种不舍的亲情。
一个跨国大家庭，2004年赵红和一位棒小伙结了婚，不久有了一个小孩。这一来，我们家不但有6个以色列孙子孙女，又另外添了一个中国小孙子。想来在中国人的眼里，我自己的家庭规模多么值得羡慕，我们在以色列已经是 “四世同堂”，我当了曾爷爷，连同我们的子女、孙子女和曾孙子女全家共16 口人。现今又在中国添了个干闺女、干女婿和一个干外孙子，掐手指一数，我们一家人足足19口！赵红请我们给小婴儿起个以色列名字，我们为此颇费了些脑筋。我们想这个名字既要意思好，中文发音又容易，最后建议用Tom，中文的习惯译法叫“汤姆”。在希伯来语里意思是“诚挚”、“天真”，英语国家常用这个名字，同样重要的是中文念起来朗朗上口。于是我们在中国有了个小孙子叫“汤姆”。我们最近到过潍坊，到赵红的亲家父母家里作客，赵红父母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午饭。三岁的汤姆是家中的小王子，他的身边围坐着一共 3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东道主是赵红丈夫的父亲，一位警官，是位烹饪的好手，亲自掌勺。 我心想，有高明的厨师亲自出马， 难怪饭菜如此美味，中国的厨艺果真名不虚传。不用说，饭桌上洋溢着中国人家庭团聚的格外热烈和亲切的气氛。我浏览面前的餐桌，将坐在桌子周围的众人认真一数，共有8个长者围着一个小宝宝转。我不由得又想起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我想，汤姆将来会成为怎样一个人呢？我看到8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团团转，他要什么给什么，我希望这个孩子将来长大成人以后懂得，这个世界并不单纯是一个“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地方，你还要靠自己奋斗才能有所获。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付出而不仅仅是获得。赵红现在已经改行，应聘到潍坊的一所中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她说：“ 我现在不是把教学当做一份工去做，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份事业，一份责任，对社会、对家长、对学生的责任。”祝福她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多作贡献，同时希望她教育好我们的共同后代 她的小儿子、我们的小孙子汤姆。
47 故土难离
我在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任职就要到期了，大使和我应邀到河南开封进行访问，未想到由此开启了我在中国的新旅程。临行受聘大学客座教授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我的两位朋友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陪同前往，他们和我算是莫逆之交。 开封市委书记和市长设宴招待，宴会快要结束时，大家喝完几杯茅台，农大校长对大使说，他们要在欧慕然先生的公使任期完毕后聘请他担任大学的客座教授。我听了颇为诧异，心想说话人是不是茅台喝多了。三个月后我任职期满，正准备上路回国，农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前来送行， 党委书记对我说：“我们没有忘记校长在开封说过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办理手续，交由校党委和行政正式批准。”过了不久，我接到邀请参加授名仪式。场合隆重，授予我的聘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写道：“兹聘请欧慕然先生为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这次任命过后，又有中国另外三所大学授予我客座教授的衔头，他们是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山东莱阳农学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 说实在的，我能在结束我的的政府职务之后继续在中国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为两国的友好合作贡献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农大的领导 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 他们在对我任命的问题上如此配合默契。自此以后，我每年都要跑几次中国，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到各大学授课，教育和学术活动成为我在第二故乡中国新旅程的主要内容。我认识的党委书记我由此联想到我们西方人颇感迷惑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机构里党委书记的任职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观念和做法，例如在以色列，谁要是自己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谋取一个职位，必然招致强烈反对，这类人甚至会受到法律惩治。中国人安排职位的办法，常常遭到一些西方人士的非议和批评。我在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给有关方面提供的报告中写道：“我们来自非共产主义国家，知道政府结构中的上下关系。政党领袖的地位和官方当局（我指的城市或政府机关）毫无关系。在我们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里，党的书记是不在国家政府和城市行政系列之内的。而中国则不同，党的书记高于一切。他代表党，即共产党。”我只是简单提到党的书记的地位，不可能深入到事情的细节。等我开始公使的工作并接触过许许多多人士以后，我才对党委书记的真正作用以及他们与行政领导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我应邀到北京一个名气很大的大学参加宴会，赴宴的大多数是西方国家来的客人，而且主要是各个国家非常知名的大学校长。主办方出席的是该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校长起来致辞，首先向大家伸手示意在座的党委书记并介绍说：“这位是党委书记，我是校长。他在七楼办公，我在六楼。”我看得出来，每位外国客人都会明白这番介绍的含义。我到过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和大部分大城市，到过许多大学校，每到一地都要见到党委书记，而他们的能力和他们推动省市和大学发展的敬业精神，使我深有感触。 他们和上级领导有着共识，保持密切的沟通和接触 。我觉得，一位具有恰当资格的适合人选被任命为一号人物，那是无可厚非的一件好事，理所当然。现在听到来自西方一些人士的有关指责，我认为他们至少是对情况缺乏了解，我一般对他们晓以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看法。当我站在中国大学校讲坛的时候，我并不以为我有多少知识可以传授，但是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是中国朋友对我个人的信任，是对一个来自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民族当中一分子的信任。我感到高兴的是，这种信任包含着和行政领导站在一起的党委书记的权威性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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