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梦想从2005年开始，我离开了原来的公职，但我从来没有离开中国，每年我都要在特拉维夫－北京的航线上频繁往返，最多的时候一年不下10来次。结束本书写作的最近一年2010年，我到中国的旅程留下了如下纪录：2月－北京，南宁；3、4月 北京，上海，成都；6月－北京，贵阳；9、10月:－北京，昆明，丽江，上海，青岛；12月－北京，贵阳，深圳，香港。读者也许感到诧异，我已经进入中国人所说的古稀之年，为什么还要如此不辞辛劳？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二故乡令我难舍难分。固然有大学的任教委托，有农业和其他技术合作项目要继续完成，有亲朋好友需要探望，归根到底是心中有不解的故乡情结。所谓故土难离。我有一个梦想， 假设有一天收到中国政府当局颁发的证书，表彰我对发展中国农业技术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我要让我的中国同伴为他们的以色列友人感到骄傲，让我的中国干闺女赵红和我的中国小孙子汤姆，为他们的以色列“父亲”和“爷爷”感到自豪。我不知道这个梦想能否实现，但无关紧要，这不妨碍我将这个梦想留在心中。
48 旅伴与我同行
本书的写作进入到了收笔的时候，2010年年底最后两天，我与合作者会见于香港，中国南海上一颗璀灿的明珠。话友现在住在香港，他说他本是南方人，这里的气候更加适宜，退休以后每年的寒冬季节都到这里生活。当然不光是气候， 这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这里的人文环境自有它独特的吸引力。中国之行的旅伴我在中国有许多朋友甚至还有干亲戚，但是自从我20年前初到中国以至最近共同写作这两三年时间，更多与我交往的是我的话友和笔友唐教授。在我的中国之行的旅途上，话友与我一路结伴而行。我在前面谈到过，我在1989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是由唐教授负责接待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位谦虚、热心和思想开放的值得亲近的朋友。自从我们到达北京以后，他一直全程陪同我们，他和他的同事 给于我们最周全的照料。 我们都是同龄人，有着共同语言，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中国朋友在中以建立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只是后来才慢慢有所了解， 原来还有更深层的背景。返回以色列以后一段时间，我又再次访问中国，但一直没有见到话友，只是等到我出任驻华公使，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他后来去了国外，像我派驻中国一样，由上级派到美国担任公职去了。 唐教授的一位朋友，特意给我带来当年我们一起工作时共同经手的一份材料，唤起我对以往难忘时刻的回忆。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他姓唐，已经回到北京，我喜出望外，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十多年后相逢，世道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们的友情依旧，或者说由于这些变化，更加证实了我们当初相识时的共同认知和期望，我们的友情更为加深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接触，我每次有机会到北京必定找他见面，我们两人各自的太太也成为了相好的姊妹。难忘过去处身今天一片繁荣的香港，话友思绪万千。 话友说，还在二十多年前当他开始和我们以色列人接触时，就经常来到这里， 那时香港还属英国殖民统治，而现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换了一番天地。话友像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每个中国同龄人一样， 难忘过去，难忘祖国昔日饱受西方和东方列强凌辱的悲惨历史。他70多年的生涯，伴随中国现代的曲折历史进程起伏跌宕，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想在这里引述《我的中国》里收录的唐教授一段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我童年时期曾经两次亲身经历过日本人侵入我们的家乡小镇，恐怖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乡亲们从城里向外逃难，我和我姐姐分别坐在母亲用竹扁担肩挑的两个竹箩筐里，惊恐地裹在人潮当中往前窜动。我们逃到偏远的大山沟，卷缩在灌木丛里躲藏。山那边不断传来清脆的枪响，等到夜幕降临，我们下山回到借居的村里，才听说死了人的恶耗。有一次上山躲难的时候，我们邻居一位大概只有14－15岁的女孩，没有跟上队伍，在山脚下被日本人抓走了。待到混乱过去，山沟里寂静下来，女孩才慢慢爬到山上，身上披着的衣服又破又脏，低着头，泪流满面，大人们都跟着哭起来了。我知道她是被欺负了，但是还不懂得什么叫奸污，只是过后听大人不断严厉警告我们小孩子： 看见什么不得乱说 ，我才猜想出了什么大事。我们逃到山里躲藏这阵子，日本鬼子放火把我们镇上的街道烧了，我们家的房屋也不能幸免。我和我们镇上的人始终弄不明白，我们的小镇是在中国南方很偏僻很落后的一个角落，没有设防，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谈不上有任何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日本人怎么也不放过？想来想去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一类人生性凶蛮残暴，这类人我们叫做侵略者或野蛮人。他们不把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当人看，只当畜牲对待。美国是中国在二次大战中的盟友，对战胜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驻在昆明的美国军事航空队伍 飞虎队 ，在云南和缅甸交界对日作战，是美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同情和友谊的证明。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军队进驻中国协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恢复重建。我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一向认为美国是英雄和拯救者，但第一次遇见这些陌生人，给我心中美国头上的光环投下了一层阴影。记得有一天，从我们镇上的东头突然来了一伙美国佬，他们开着一辆吉普车，以疯狂的速度从我家居住的街上驶过，又立即消失在小镇的另一头。车子过后，街心中撂下一条死狗和两只死鸡， 街的上空依然徊响着美国大兵的狂笑声。又一天， 我和三、四位同学到镇附近的湖水游泳，正赶上一伙美国大兵在湖对面的岸边逛 荡，突然间从那边传来阵阵尖叫声，抬头望去， 但见几个美国佬正在拽起两个村童 从近十米高的悬崖往水里摔，我们一下子给吓坏了。可幸的是两个男孩会水，避免 了一场人命灾难。湖面的上空， 照样回荡着这些恶作剧小伙的高兴笑声。大家都往好的方面想：这些美国人来自我们不熟悉的富裕发达的国家，娇惯了，所以行为有些古怪。他们爱打闹，喜欢拿人开玩笑。不过后来从外面传来有关美军的一些消息，看来镇上人的说法并不可靠。在当时北平市内离外国使馆区咫尺之遥的东单广场，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光天化日之遭受强奸；汉口市一家高档饭店夜间举行舞会，应邀参加的中国妇女（ 她们都来自社 会上层）遭受集体施暴，这都是美国人干的。 这就不是开玩笑了，人们开始想，这又是某类特殊人种的傲慢和残暴本性的大暴露（我在这里尽量使用与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用的不同用词）。不散的阴霾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陈迹了，话友说，可是他现在往往还不得不钩起这番不愉快的个人回忆。 这不无缘故， 当我们涉及到国际媒体和西方政客热中炒作的所谓中国“侵犯人权”和“中国威胁”这个敏感话题时，唐教授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在材料中写道：你可能在书中读到过，或者从中国朋友的回忆中听说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一座公园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中国人与狗禁止入内。 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和国内反动统治压迫的时候，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人权可言。我不是什么仇日主义，更谈不上特别反美，我和许多外国人结成很好的商业伙伴，有不少成为了好友，他们既有东方的日本人，也有西方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我在这里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到普通中国人对国家解放独立、对自由和人权问题的想法和感情。中国人今天可以理直气壮 地说，他们现在享有他们在过去时期无法享有、而且别的一些人也不允许他们享有的应有人权和自由。我相信，尽管某些人至今依旧不喜欢中国和敌视中国，但他们也不能不以一定的平等和尊重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将中国人当成对手而不是畜牲了。话友补充说 ，平心静气而论， 有的批评是对的，中国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少侵犯人权的问题，而且有过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践踏人权的灾难。这里有历史留下的包袱，也有社会转折过程中新生的问题。 不应当忽视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的现实，但同时不容抹杀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国的人权说得一团糟，那是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无法接受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公正的立场，要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点。难道在人权问题上对别人指手划脚的国家，他们自己就这么心安理得吗？话友告诉我，1979年当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前来北京商谈引进发电站技术设备事宜的美国一家技术公司代表， 送给他美国最新出版的一本书：《美国》（AMERICA by Alistair Cooke）。作者库克在二次大战时期及其后 ，一直是美国最有名的新闻记者之一，他的电视系列节目《美国》以及同名著作在美国和欧洲享有极高声誉。这是话友最早接触到的西方介绍美国情况的原版书籍， 给他留下特别强烈印象的是一张照片插图：一个黑人被吊死在一株大树上，树底下围着好几十个看热闹的人群，面孔上是一味幸灾乐祸和冷漠的表情，大都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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