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以为，自己这么肉麻、这么卖力地吹捧，又破格将之升为宰相，可谓皇恩浩荡，杜充肯定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全力以赴地与金人对战。
然而，他错了。
杜充不干，嫌官职太小了。他在心里一个劲儿地暗骂赵构，“老大，有没有搞错？现在我杜充可是手握重兵，掌握着国家生死存亡喔，同知枢密院事不过是个副职，让我做个副职，这玩笑开大了吧？”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杜充声称自己得了“中风”，拒绝做同知枢密院事——“嘿嘿，不好意思，皇上，我得了中风，动不了了。”
国难当头，神州遭难，赵构为了哄好他，只好又将他擢为右相。
这下，奇迹出现了，“瘫痪”在床的中风病人马上一骨碌坐起来，“即起视事”，立马容光焕发，走马上任。
为了确保建康万无一失，赵构又把刘光世、韩世忠等人掌管的各支军队全部拨给杜充，由杜充统一支配。
杜充治军严酷，臭名远扬，刘光世和韩世忠死活不肯交付军队。
这两个人在苗刘之变中出过大力，赵构也没怎么责怪他们，交涉了几次，妥协了，将韩世忠改任为浙西制置使，驻扎镇江；刘光世则改任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州（今安徽当涂）。
这时的赵构不会想到，正是他的“迫不得已”才保存下了这两支军队，大宋的血本才没有被杜充胡乱挥霍、一次性输光。
要知道，将全部军队交给了杜充调配，就等于把全部鸡蛋放到了杜充的篮子里，这个篮子一掉地儿，全部鸡蛋都得玩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不久，赵构在张俊的护卫下又从建康逃回杭州，把杭州升为临安府，龟缩在里面，不再露头。
加官晋爵的杜充集结了十多万军队，兴冲冲地赶到长江沿岸驻扎。
长江天堑，易守难攻。金人不习水战，只要在沿江布下一支水军，就可以御敌于江北之上。
偏偏杜充是个大草包，连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没有，在建康治兵期间，不做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每日躲在家里玩“杀人游戏”——是真的杀人，杀士兵、杀百姓，只要看到不顺眼的，拉出去，“咔嚓”。
这不是危言耸听，史载：“（杜充）专以残杀为政，斩人无虚日”。
有人要问，杜充为什么要“日事诛杀”呢？难道是单纯觉得好玩？
笔者以为，他更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卑怯。杜充觉得，每次杀人，不但能给自己壮胆，还能威慑部下。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专门论述统治阶级“应该”如何运用权术，大力鼓吹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不择手段地高压统治，“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杜充的心理也可能与此有关，他肆意杀人的行为并非得了失心疯，也不单纯是为了取乐的恶作剧，而是对他人生命的蔑视，营造恐怖氛围令人敬畏自己。
的确，在死亡气氛的笼罩下，绝大多数的部下都老老实实、战战兢兢地工作。
为此，杜充很开心，并乐此不疲，将江淮设置军务防备的大事抛诸脑后。
注意上面说的，是“绝大多数部下”老老实实的，不是“全部”。
有人对杜充的做法早看不惯了，只不过一直隐忍不发。
这人就是岳飞。
这一年冬十月，金人连续攻克了应天府、寿春（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黄州（今安徽黄州市）、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并和江淮巨盗李成勾搭在一起，袭掠乌江县。
李成，河北雄州（今河北保定雄县）人，最初在雄州做弓手，使两柄长刀，每柄重七斤，舞弄起来虎虎生威，人称“天王”，在军队中屡立战功，成了一名骁将。金兵入寇河北，他自成一军，脱离管制，在山东的淄州（今山东淄博市）以打劫为生。后接受招抚，和王善、张用等人一起在宗泽手下效力。
南薰门事件之后，他与张、王分手，领军剽掠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提出要重新归附南宋朝廷，赵构就起用他做泗州的知州。
在泗州，这位仁兄听信了妖道陶子思的话，认为自己“有割据之相”，叛乱为寇，悍然起兵攻打滁州，把滁州的州县官员全部杀害。
此外，王善、张用等人陆续向金军投降，淮河以南的形势不容乐观。
杜充吓坏了，闭门不出，躺在床上，装病。
岳飞忍无可忍，一头闯入他的寝室，指责道：“胡虏近在淮南，窥视长江，大战一触即发，你只管躲在家里，闭门不出，算怎么回事？你必须出去，抓紧备战，否则金陵失守，大势去矣。”（“勍虏大敌，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包藏不浅。卧薪之势，莫甚于此时，而相公乃终日宴居，不省兵事。万一敌人窥吾之怠，而举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共事，能保诸将之用命乎？诸将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虽飞以孤军效命，亦无补于国家矣！”）
这样一番话，换第二个人说，早被拉出去放血了，可出自岳飞之口，俨然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威严，杜充立刻在气势上矮了一头，又加上岳飞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得力大将，不好发作，只能敷衍道：“明天，明天，明天可以不？明天我就到江边修建军事设施。”回头，杜充将家仆狠狠尅了一顿，命人加强把守自己的府第，严禁寻常人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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