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记录有一桩轶事：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丝竹歌笑”便可窥见一斑。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难能可贵的是，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如果我在这里再三引证仁宗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俭之德”，则不免会被认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结”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实，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共治”，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有点接近“虚君共和”的意思。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为以“执政”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为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构。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所以他“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价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百事不会”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说，“百事不会”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在宋代，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君权的界限，但他也有一个毛病，即耳根子软，有时候在耳边风的鼓吹下，或者因碍不过身边人的人情、面子，他也会未经廷议，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当时的宰相是杜衍，对仁宗的这类诏书，他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仁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
再来看一则具体的事例，来自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但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贵妃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就是台谏，这是宋代约束君权与相权的最重要力量。
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仁宗搞君主独裁，但仁宗不敢听从。南宋陈亮的《中兴论》记录有一事：“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根据这个记载，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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