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使更多劳动者从事手工业成为可能。唐前期，手工业大多由官府控制，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手工业的发展所冲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现。唐代手工业的分布很广，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除长安、洛阳外，许多城市出现了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成都的造纸、纺织、制盐，定州（河北定县）的丝织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业，易州（河北易县）的制墨，登州（山东蓬莱）的造船业等。
在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唐代商业发展得很快。表现在商品增多，商业城市大批形成。
当时的商品种类很多，粮食、盐、酒、茶、粮、药、纺织品、金银制品与许多生活用具都有供应，其价格也较稳而低。贞观时，“斗米三四钱”（《贞观政要》）。开元年间，“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业城市也大批出现，西北有兰州、凉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长江流域有潭州、荆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扬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广州，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开封、太原、定州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有专门的市，有管理市场的市令与市丞、市佐等官吏。还有专门的开市收市制度：“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锣）三百下而散市”（《册府元龟》）。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检查，分精、次、粗3等，并检查量具衡具。如果发现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货物就会被没收。
从以上情况可见，唐前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这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也给唐代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万国来朝天可汗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3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以上事实说明，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开成三年（838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3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3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公元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3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9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180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6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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