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糊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让人侧目而视的。他到《晨报》馆去领每个月的稿酬时，都要向门房塞上两到三角钱才走得进去。被各种关系网排除在外的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给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自荐，他把这叫做“撞大运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频也想弄个杂志，省得忍着屈辱去拜山头。
但还是少不了朋友帮忙，如果说是郁达夫第一个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那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则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发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从文平生第一次过起了靠写稿来维持的生活，还带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这些抒情诗人的朗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从文无疑属于前者。自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绝，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19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在这个别致的自传里，他写逃学去看满山鸣叫的蟋蟀，写唢呐声中穿着红绿衣裳伤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写河边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嘴笑的苗家小妇人和大太阳底下安置船上龙骨的船工。他写看星、看月、看流水的边城生活。他用笔堆垒着文字的“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表现着一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样式。他编织着故事，故事也改造着他，使他成为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还是爱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谦逊地把这些成绩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说他写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点灵性，那也都是来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润。
沈从文因那条故土的河流而爱上了世间一切的水——檐流、溪漳、万顷的大海。他告诉我们，他学会了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十五岁那年的7月，一只大船载着他驶离山壑中那座美丽的小城，进了军营，他揉着因长途跋涉起泡的双脚，第一次觉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复返。
他痛惜时间的流逝，尽管在古都过着的一个文艺青年的苦闷日子实在太长了些，他还是惋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说时间带走了一切，带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间的梦。他还说时间在改造着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全在时间的流变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体。这些体悟或许不无窘迫现实的挤压触发，但它们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卑微，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这个时候起，他在内心已经以长河的歌者和儿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时间行进到了1920年代下半叶，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长江沿岸，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浓郁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虚消长也显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还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书店。一时是普罗文学的兴起，一时又是民族文学与都市文学大旗招摇，上海俨然成了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从文离开北京，正式迁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了《鸭子》、《蜜柑》两本小说集，开始以一个职业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期的上海，显然比北京更加适合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向往中的爱情，也正在上海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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