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台湾事件中日本侵台舰队的主力，二等巡洋舰“日进”。
船政旗舰
1872年4月23日，由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主持仪式，为第七号改造军舰向天后、江神祈福，“扬武”舰当日顺利下水，立即成了马江边一道众人瞩目的崭新风景。尽管此刻的“扬武”看起来还有些不够完整，她的锅炉、螺旋桨等设备尚有待于舾装期间来安装，然而夏献纶望着雄伟的舰体已经激动无比了，由他提出的改造巡洋舰方案终于结出了硕果。(11)
二等巡洋舰“扬武”问世后立刻成了船政的至宝，在当时中国也属于掌上明珠式的唯一的一艘巡洋舰，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几经思忖，曾任包括“万年清”在内船政多艘军舰的管驾、在船政管驾群体中资历颇深的舰长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驾，全舰共编制官兵180人，几乎是“万年清”、“伏波”等150马力军舰的一倍。同样，为了建造“扬武”而花费的工期、工料、财力，也几乎是150马力军舰的一倍。为此，船政上奏清廷，请求对船政五年计划的军舰数量要求进行变更。经清廷允准，同意考核时一艘250马力军舰可以折抵两艘150马力军舰，“扬武”成了以一当二的军舰。因为“扬武”的建成，船政五年计划原定的16艘军舰建造要求于是更改成了15艘。
“扬威”完全竣工后不久，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面对日本侵台舰队，守制归来重新复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领船政舰队渡海抗衡，“扬武”则成为船政渡台舰队中最为显赫的一艘战舰。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的主力舰也是一艘二等巡洋舰，中日两国的两艘同类型军舰借此机会一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1874年侵台事件中的日本巡洋舰“日进”，原是日本佐贺藩在国外定购的军舰，由Gips＆Son，Dordrecht公司在1869年建造，1870年编入明治政府的海军，与“扬武”的舰龄相差无几。“日进”舰的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装备一台卧式蒸汽机，四座方形锅炉，主机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主尺度与“扬武”略同，动力则相差较大，远远不如“扬武”。“日进”的武备包括178mm口径主炮一门，30磅副炮六门，也是一门换门架火炮配合多门船炮列炮的布置法，但是无论炮位数量还是主炮威力都显然逊色于“扬武”。(12)
上述比较可以看到，“扬武”舰综合性能优于同时代日本海军装备的同类型军舰，而且“扬武”还是中国的自造军舰。比“扬武”晚了12年，直到1884年日本才自行建造出了第一艘千吨级二等巡洋舰“海门”。可以想像，当1874年“扬武”舰挟着浩浩威风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峡时，带给日本的是一种何样的震撼。
台湾事件平息后，1875年3月24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突然提出要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的请求，“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并计划委任洋员德勒塞为总教习，带领两名分别精通帆缆、枪炮的洋员在舰负责训练。
将如此一艘颇具战斗力的巡洋舰更改为练习舰，粗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合情理，颇有大材小用的感觉，但沈葆桢奏折中随后的话语即解开了这个谜团。根据沈葆桢的设想，船政的舰船除了调拨各处使用的以外，其余的军舰此后均要经常性跟随“扬武”编队合操，“俾号令划一”。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13)
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化海军事务的官员，“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此时，一位经历特殊的将领被选拔提起。
蔡国祥，字瑞庵，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湘军水师名将，曾在收复被太平军占据的安徽省城安庆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由于籍隶广东，濒近西风，根据一些记载称其可能对西洋事务有所熟悉。也正因为此，早在阿思本舰队事件时，时任巡湖营统带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就被湘军大帅曾国藩选中，预备让其出任中国购买的蒸汽明轮炮舰舰队统领。倘若不是后来英国人从中作梗，导致这支舰队中途夭折，蔡国祥就将是近代中国第一支蒸汽舰队的司令。如同是昙花一现般，阿思本事件时期在官方档案中频繁出现的蔡国祥，此后就归于沉寂。直到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出一条蒸汽明轮小船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驾驶这条国产明轮船试航的正是蔡国祥，此时的身份则是军械所的轮船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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