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
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
第23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2)
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
她的心里总揣着国家、民族。
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笔者），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
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
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
“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
为保证这批援军物资的安全，1932年3月3日，她给胡适写信道：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的帮助。
我们住在武汉方面的人，虽然尚未直接感受日本鬼的威吓，可是精神上也够痛苦了。
每一想到北方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之中，与敌人奋斗的艰苦，就不免流着同情泪。
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
这事正在进行，不日就可完工。
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示我们一点热忱而已。
现在要请求于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
我们希望这一点棉衣，不至于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
你在北平当然知道有确实可靠的机关和经手人，可以使我们直接寄去。
……在小的方面，袁昌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
在那战火纷飞、生活困难的日子里，她在敌机的轰鸣声中，在油灯下，坚持完成了20万言的《法国文学》。
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
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1938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向她约稿。
时南京失守，武汉吃紧，她偕家小到了重庆。
她在复信中说：“惟国难以至如此地步，心情不宁之至”，意无法从命。
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一见奇山秀水则觉国运定有转机。”言语中充满对抗战胜利的渴望与祝福，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
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老学生后来颇有成就，诸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
师恩难忘。
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大法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
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
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
……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武汉大学现在成为全国中法学术交流中心，这和袁昌英当年在此打下的基础显然是分不开的。
附提一件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私谊甚厚。
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写《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研究者一致认为“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显然，这分明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和敌意。
第24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
而那时袁昌英已与杨端六订婚了，这纯属一种虚妄的猜测。
骆家山坳一土斗转星移。
“三杰”中的凌叔华40年代中期离开珞珈山，随丈夫陈源出使国外；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随大流流寓台湾。
唯袁昌英坚守武大。
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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