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
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
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
蒋不允。
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
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
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
1956年又加入“民革”。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
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
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
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袁昌英有一儿一女。
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
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
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
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
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文革”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
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
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过了“文革”之劫。
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
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孤灯冷灶。
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
度日如年。
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
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
第25节：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听分辩，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
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1969年秋，林彪“第一号令”发布。
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离开武汉。
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
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和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
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把她看做是远道而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是榜上有名的，不时被通知要参加农村“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少不了要写思想汇报。
袁昌英到乡下，带着许多工具书，本想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惫至极，实在力不从心了。
她用女儿寄来的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
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8分钱一包，自用。
一是“珞珈山”，两角一包，接待客人用的。
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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