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黄的相识，还有一种说法：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一日他读到署名“运甓”（黄侃）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拍手称快，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
两人相见，惺惺相惜，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黄侃母亲病重，欲回国侍奉。
章太炎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罢默而不语。
章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纳头便拜，正式受业章门。（叶贤恩《黄侃传》）此后20余年，黄侃执弟子礼甚谨。在章的指点下，黄学业精进，受到章的激赏：“今汝殆一日万里也。”时人都知黄侃狂傲，“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
有议及章先生者，（黄）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也首肯此说：“（黄）性虽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禁，被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
适黄侃受聘于北大，他冒险前往探视，见老师孤立无援，十分凄苦，便以“研究学问”为名，前往陪伴，与老师共患难。
数日后，警察逐出黄侃，章太炎愤而绝食。他积极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组织营救章太炎。
并“不怕羽毛摧折”，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
1929年章太炎60大寿，黄侃冒雨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黄侃不仅向章太炎问学，还以老师的为人和操守为楷模，不阿权贵，憎爱分明。
章太炎本是俞樾的弟子，出入8年。因俞反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他撰《谢本师》，与之决裂。
黄侃亦曾拜刘师培为师，刘曾参加“筹安会”，并希望黄侃也支持袁世凯称帝，黄侃目道：“如此等事，请先生一身任之。”学术是讲究传承的，但黄侃没有墨守师说。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黄侃对章氏的《声韵略说》就提出过具体的批评。
章的小学著作《文始》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新方言》亦曾得到黄侃的襄助。
第4节：零缣断简话黄侃(3)
章太炎也坦承：“（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太炎的《新方言》出版，专请黄侃作《后序》，足见他对黄的赏识。
黄侃病逝，章太炎悲痛不胜，竟号啕大哭：“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后，又为黄侃撰墓表，颂其懿德。
刘师培（1884—1919）是黄侃在章太炎宅上认识、订交的。刘师培因失节无人理睬，一度在家赋闲。
黄侃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荐刘，蔡对刘曾附袁的不端行迹有虑，拒绝。黄侃竭力劝争：“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蔡终被说服。
故黄、刘一度在北大成为同事、朋友，过从日密。刘师培患肺病多年，一日言谈中，流露出自己“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的遗憾。
黄侃力慰“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问何人能继君之志。刘说：“要能有你这样，我就传授之。”黄侃立马跪拜“愿受教”。次日，备香案，宴同行，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世人不解，黄、刘文名相当，是友人，且刘只大黄两岁，怎突变为师徒？章太炎也惊诧，问黄侃：“季刚小学文辞，殆过中叔，何遽改从北面？”黄侃直言：“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民八年之冬，刘先生病重，自知不起，叫人请黄先生来，摸索一册手抄本，交于黄师说：‘苦心二十余年，仅得有此，此学非君不传，君其保之。’”黄侃拂袖北大时，刘师培正处弥留之际，他十分难过，“以跪地表示谢恩。”（刘太希）刘师培泣曰：“我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陶菊隐）刘去世后，黄侃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黄侃又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教学上的逸闻曾盛传一时。
大家称他是“三不到”教授，即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他脾气大，好骂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他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于是在上课时，大骂十日。”（武酉三）黄侃很讲究师道之尊。“我叔父叫我去拜他为师。
礼节是到他家，用红纸套封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头。我本不愿意磕头，但是先叔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
你非磕头不行！’我出于无奈，只得去季刚师家。季刚师一听我去了，便叫到上房里坐坐。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子上，说明拜师的诚心，跪下去磕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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