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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景_张昌华【完结】(5)

  季刚师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杨伯峻)“在课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在中大上课时,他只管讲课,一向不布置作业。

  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教务处催逼,他给处里写一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5个大字。

  ……上述都是他的弟子们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

  世人往往以此讥诮黄侃。

  然而,我们也应正视黄侃“为人师”的另一面。

  所谓“不高兴不到”,大多是他与人斗气未消,不想带着情绪去上课。

  他在日记中有记载:有“日课”、“改定日课”;且自责“荒课”、“缺课”、“旷课”、“未如课”。可是,临终前几天,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气喘病又发作,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却仍然坚持去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匿名信一事,据武酉三回忆,黄侃在班上大骂十日后,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同学道歉。

  武氏又说,黄先生上课,学生不敢问,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不过课后去问,他倒很客气。

  倘若到他家中请益,他更客气,还会亲敬你纸烟,和你无话不谈。

  至于磕头拜师,黄侃认为是一种传统礼教和诚意,他曾告诫年轻人:“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在课堂上卖关子,那可视为授课艺术,也显示他的睿智和幽默。

  第5节:零缣断简话黄侃(4)

  “每人八十分”,判分凭印象盖木戳之类,当年名教授们往往如此,显示一种不屑琐杂的名士风度。

  黄侃确实“狂”,即在自谦中也透着自信。

  在武昌与学生刘博平谈话时,嘱刘在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意下是小学和经学可以传世。

  刘问诗文为何不可以刻。

  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黄侃有虚怀。

  他对门生程千帆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黄侃在东北大学与曾运乾先生切磋学问获益后,一到北京,下火车便让儿子打着灯笼到学生陆宗达家。

  陆以为有什么要事,吃了一惊。

  黄侃兴奋地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

  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正确的。

  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治学严谨,连小小的句逗也不放过。

  “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1932年6月致陆宗达信)并举例说明。

  他能以愚自处,是他认为“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黄侃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他有两句名言:“《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可见他腹笥丰盈。

  另一是:“五十岁前不著书”。他以自己做学问的谨严之风,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殷孟伦)他把朱熹的两句话写成楹联送给学生:“旧闻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外,黄侃尤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节操的培养,“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陆恩涌)爱国青年汪楚宝(汪东之弟)是共产党员,被驻徐州的国民党司令刘峙逮捕,汪东闻讯求黄侃营救。

  黄侃当即写信令其侄耀先往见司法院长居正,后终获释。

  另有李俊民,大革命时期在湖北因事革命活动被捕,也由黄侃出面找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保释出狱。

  “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这是黄侃赠陆宗达的8个字。

  黄侃当年的弟子范文澜、罗常培、陆宗达、徐复、程千帆、潘重规和黄焯等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卓有建树,自成一家。

  “死而不亡者寿。

  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傲睨万物 名士风流黄侃一生漂泊,一生为国故招魂。

  晚年定居南京,1935年在九华山筑量守庐,自号量守居士。

  典出陶渊明诗《咏贫土》:“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守故辙者,法度也。

  黄侃在治学上恪依师法,不失尺寸,无异可非;在生活上诗酒风流,有“癖”:嗜书,嗜酒,嗜骂人;在人际上,因自视甚高,狂傲不羁,骂遍同侪,有“疵”。然明人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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