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有意“摆谱”，不肯。
恰一法国邮船抵外滩，搬运工人又罢工。
船上有一外交大员，也只能用救生艇上岸。
外交大员申斥工董局头目，工董局拜会吴铁城市长，请吴出面调解；吴担心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派员持市长名刺去见杜月笙。
杜月笙这才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头目，提出的条件是“所有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经一番讨价还价，敲定加薪75％；但法商坚持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不发。
杜月笙当即拍板同意了。
然后杜月笙具柬宴请水电、垃圾、码头三行业罢工领袖，宣布谈判结果。
并慷慨解囊，说罢工期间工资法商不给，就由他包了。
当大家对他表示感激时，杜月笙说：“我祝贺你们的胜利，也是中国人的胜利。”一连数月的工潮就此结束。
“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撼全沪。”国民政府成立伊始，财政部长宋子文发行二五库券。
上海工商界所认数目，杜氏第一，占总认销数四分之一。
宋子文本对杜月笙不屑，没想到他气魄如此之大，遂登门向杜致谢。
鉴于当时国民政府收不到租界内洋人的香烟税，宋子文请人传话，希望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也爽气：“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数月后，一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浦东设厂，有8000名工人。
这家公司根本不把民国政府放在眼里，自筑高墙，“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国民政府无可奈何。
忽一日，8000名工人宣布罢工，厂方态度也极强硬，关门不理，心想工人生活无着，自然会很快复工的。
果然，熬了一个月，工人顶不住了，绅商们请杜出面调解。
杜月笙觉得时机还不到，同时要求厂方对工人除加薪外，还要厂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杜又通过关系要财政部下令车、船停运不完税的洋烟。
外商没想到这事跟政治搅在一起，弄大了，急了，公司董事会推选华董请杜月笙调停。
杜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外国人不答应纳税，工潮就永远弄不好。”洋厂商既内忧工人罢工，又外患全国禁销，在僵持一个月后，“不得不完全答应了两项条件”。杜月笙侠义之举“当然为世人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更值得一说的是杜月笙“自始至终，支持抗战”。抗战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打了一场硬仗，消息传到上海，全民沸腾。
第68节： 陈存仁“另眼”看名人(8)
杜月笙立马汇10万元给马犒赏将士（可惜后来马变节）。
杜有个学生叫孙桐岗，在空战中立功，杜拟赠他10万元。
而孙不取，建议捐给国家。
杜后来个人捐两架飞机给国家（即“月华号”、“月辉号”），开民国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响，杜氏领导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
当时十九路军供给不足，他连夜召集会议，关照电台广播，动员市民捐献。
杜又辟出他的福熙路181号大厦，聚集物资，转送前线。
他又与其他名流到十九路军后方慰问将士。
当得知部队缺少通讯器材时，杜拍胸脯说保证明日办到。
可一打听，市场无售，他当晚把自己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10人请捐电话机和电线。
受他的影响，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把自己仓库中的器材也捐了。
杜月笙还捐了一部装甲车送往前线。
另据其他史料载：他还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同时令他的门生不得妨碍共产党的救国运动；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八·一三”事件后，市面暂复平静，中日之间稍有往来。
日方派出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月笙，要他组建“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30万元，愿以51％的股份赠与杜氏。
杜月笙拒绝。
日人绞尽脑汁，劝其应允，又派日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不为所动。
早在“八·一三”战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前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
日人对杜恨之入骨。
而另一流氓大亨张啸林后来做了汉奸，在民族气节上杜与张有云泥之别。
杜月笙1949年5月赴港。
1951年病逝于香港。
张宗昌：百恶一善，刻书扬名陈存仁结识狗肉将军张宗昌（1881—1932），那才真叫秀才遇到兵。
1926年，陈存仁还没有自立门户，随侍丁仲英先生开药方。
某日出诊到陶兰泉家，陈的药方尚未开毕，“张大帅”（张宗昌）破门而入，他是陶的故旧。
张宗昌的顾问叫“木村”，对陈存仁的字很欣赏。
张宗昌与陶兰泉谈完事后，木村向张宗昌推荐陈，夸陈存仁有学问，是个人才。
陶兰泉打趣地说：“他不但文字渊博，而且还陪朱文斗的儿子去嫖堂子，很见过世面。”张宗昌一听“嫖堂子”，兴趣陡升，便说：“小弟弟，我们一起去嫖堂子。”主人陶兰泉说不必，他今天尽地主之谊，把名妓叫到家中陪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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