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说，成都周边地区由于地理气候诸多条件的优越，加之灌溉农业的发达与完善，人们花在同样单位的农作物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强度要比其他恶劣地区少得多、小得多。加之成都地区通往外省的交通条件历来不是十分便利，而彼时简单的交换、贩卖等小型流通商业，又不足以使农田作物及其产量的改进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必然。换言之，无论是成都城内还是其周边地区，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余裕时间相对较多，这必然诱发出人本能上的娱乐戏耍的本性，再者农副产品的丰富，必然带来酿酒及其相应的吃喝玩乐的盛行。因此在中国很多地区还尚待开发的时候，班固已在《汉书》里对与成都相连的广汉郡的人情风俗做了描述，而此地与成都是如此之近，两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用广汉的资料作为对成都的分析，也是有相当的适用性的。从地理物产上看是“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如此好的条件，民众自然是不知凶年饥荒为何物，即所谓“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其个性中便少有愁苦之色，这甚至成了一种习惯，“俗不愁苦”。如果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人是环境的动物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言行轻率（“轻易”）、贪图享乐（“淫泆”）、体格矮小而生性懦弱（“柔弱”）、心胸不够宽广且容易自足（“褊厄”）等等，便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也就是说，成都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所造就的与其他地方作息时间上的差异（尽管在农业社会的总体差异不会像今天这么大），固然有经济学的意义，如通过对某人或某些相近的群体的工作和娱乐比例分析，来判定其给予社会和向社会索取的一个指数，同时还可以运用福利（Welfare）等于薪金（Wage）除以工作（Work）的公式来分析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生活质量。但是另一方面，这也铸就了成都人的性格及其相应的文化风尚。其时间上的余裕所带来的商业性和民俗性节日及其他游玩时间的增多，无疑对成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今日成都人——尽管多半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战乱而从外地迁入成都的人的后裔，而非此前之“土著”——与班固所描述的彼时之成都人的性格风俗没有多大区别，由此不难看见，环境所带来的诸如民情风俗甚至包括作息时间与他处的异同，其影响不可谓不巨。
游乐与工作
我们现今常批评成都人工作像玩乐，玩乐就是工作，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其实这并非今日成都人的“独创”，追流溯源，实在有其来由。成都人的闲适是很有名气的——比如说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时间可能是全国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馆的营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这种名气从古代即已传开。这里蕴含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就像饱暖思淫欲一样，物产的丰饶，生活的相对稳定，必然给该地的人民个性、民俗风情诸多方面带来极深的影响。
历史上，唐宋两代是成都最为兴盛的时代，繁荣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最能见出许多与今日成都相同的遗脉。宋代佚名所著的《岁华纪丽谱》（一般认为本书系元人费著所著，但我赞同谢元鲁的考证）一书开篇辟首即断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换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赏之俗，而成都为最，游赏在成都有着相当的物质和群众基础——地大物繁和俗好游乐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赏盛况。北宋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净德集·成都新建备武堂记》）由此不难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边地区，亦是非比寻常的富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物质与文化的繁盛地区。更为关键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因此“古为奥区，今犹壮观”。于是“俗尚游乐，家多宴乐”，这就是宋人刘锡在《至道圣德颂》里所描述的成都景象。以至于清代学者纪晓岚得出一个颇富总结性的结论：“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岁华纪丽谱》提要）
纪晓岚总算还解风情，虽然也要说“侈丽繁华，虽不可训”之类冠冕堂皇的官僚废话，但他终究要说“歌咏风流”“往往传为佳话”这样的文人评语。而且他更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在唐宋两代，因成都为富庶之地，出掌成都的人多是政坛上的重臣，可见成都之重要。当然作为形成成都风俗民情的要件之一便是这些执掌成都权柄的人，有着“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袭”的心态和做派。此种榜样之作用，其力量真可谓无穷，我们不妨以一个事实从侧面切入。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听说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来就喜欢游乐的著名文人——宋祁去执掌成都的权柄，反对的人非常多，其中尤其宰相反对最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说，宋祁的个性有太多与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将把成都人民“教坏”，自然这里面含着成都的繁盛对宋祁的“软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最终，当然还是宰相反对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过度，过着神仙的日子，其举动闻名于朝廷，因而数次受到台谏的攻击。像宋祁这样在成都奢侈过度，自然不足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质基础，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爱好，在成都当然是如鱼得水。不过由于他经常受到攻击，因此两年零两个月（1056年8月至1058年10月）后便被调走。古代当官走的是开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当官的都能写几句诗，尤其是诗歌写作还被作为考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说，宋祁自然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赋，面对成都这样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无诗以记。当然他的诗中在他看来最为切要的无非是：“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成都》）物质和文化上的繁华超过西汉已经很多，怕的是没有扬雄、王褒这样的“歌德”高手来给盛世唱赞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饰、重游乐、好燕集的本性，看来别人说他来成都“恐非所宜”，也并不全是诬枉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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