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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14)

  在蚕市、药市、花会其间,除了养蚕人卖蚕,医人鬻艾,道人卖符,花农销花,官府卖酒(宋代实行酒类专卖),还可以方便农民们来买农具。可以说这样由官方“号召”或者民间组织官方相助的商业性游乐活动,似乎有点类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某某节”,只不过彼时是游乐甚于商业,不存在过于明显的经济目的,游乐的气氛自然还非常强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浓厚得多。可见宋代的蚕市、药市的游乐活动,内含有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活动,对成都文化与经济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

  强调游乐活动对成都的必要性,并非出自田况、薛奎、宋祁这样喜欢游乐、随时燕集的官员之手,而是史称为政简易,以一琴一鹤自随,匹马入蜀,两次执掌成都的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所阐述的。由于王安石颁行市易法,让官府出本向商人贷款,并根据市场情况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以此控制商业贸易;与此同时又实行酒类官府专卖,因此“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减常岁之半”。这样就使得各种收入减少,而彼时宴会和赠送过往官员的费用在成都地区又无度增加,反而造成了成都发展的萎缩。所以赵抃指出:“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旦营暮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转引自《岁华纪丽谱》)这就像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论述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所说的一样:“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

  设若我们排除赵抃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因素,那么两次执掌成都的经历,表明赵抃对成都如何保持繁荣与发展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他从两面论述了成都带商业性的节日游乐之不可废:一方面他从地方官的角度入手,认为天子交给臣下执掌一方,要保持稳定,“惠保远人”,但要注到前两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又从细民百姓的角度着眼,说他们从早到晚,经营果品肴馔,供游人食用,以此养家活口。并不十分喜好游乐的赵抃于是得出“游乐之不可废”的结论,实在是让人深思的。这说明田况、薛奎、宋祁诸人之提倡游乐,虽然不无造成佚乐浮薄之嫌,但在客观上是对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盛起着一定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赵抃的言说中还包含着一些朴素的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其实这也切中了成都城市发展脉络之一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成都今日仍是以消费为主的城市经济格局。譬如“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则不能“惠保远人”,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凡是掌管成都的人,固然要依照成都的人情,即成都人的民俗习惯,更应该顺着成都的物理,即自然条件及其气候物产,来管理成都,才可能使成都获得真正的繁荣。这应是农业社会治理成都的不二法门,因为成都交通不便,所谓群山四蔽,物产丰饶,地狭人多,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在此种自闭的经济形势下,人们不可能将剩余物品大规模地投入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也不可能将自己更多的投入花费在购置土地上(后蜀节度使田钦全在成都占地一万亩,像这样大规模的侵占,在前后蜀当然很多。但他们不是买卖的结果,而是权力侵占土地的结果,不能用来作为支撑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花费的观点)。

  在这等情况下,就只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都地区自己周边人群的消费),因而《宋史·地理志》中谈及成都:“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换言之,人们辛勤劳作的累积,肥沃土地的赐予,只有自己想些办法来消耗掉,那么吃喝玩乐便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此成都人尚奢好玩就不只是成都人的过错了,也有自然条件的促成。因此韩琦在给张詠写的神道碑里就曾说:“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着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而人情不安。”(《安阳集》)韩琦所说的正是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告诉到成都为官者的技巧。这也是古代农业社会对于自然条件过分倚重的必然结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十分依靠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制于这个“天”就是必然的。

  成都人这种在外地人看来,对“过剩”产品不健康的、不正当的、华而不实的使用方式,是可耻的、不能容忍的,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书籍中遭到一致的谴责。除开我们的消费传统中对寅吃卯粮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外,的确还在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尚俭的道德传统,从而形成了整个民族对奢靡之风排拒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固然不必完全同意马塞尔·莫尔离经叛道的说法,“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生产:奢侈风尚才是伟大的动力”(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要说,成都并没有忠实地履行他这一论断,但在农业社会,没有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机会,“过剩”产品出川的运输成本又较昂贵——交子的发明有多半源出于此,但交子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成都人的选择余地就非常狭小,奢侈成了他们唯一的机会成本。而这成本的风险就必然加大,进而影响到个人生活品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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