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苏轼这首诗的描写对象宽泛为四川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适用于成都人。作为一般民众来说，苏轼所描写的生活才是他们真实生活，即所谓“一年辛苦一春闲”，而且“闲时尚以蚕为市”，他们工作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这至少表明，历史是经官方和史家淘汰过的，因此成都人爱游玩及奢靡之风被一代一代的好事者放大，在众多文献中反复记载，而那些艰辛的劳作细节反而湮没不彰了。这实在是历史的宿命与无奈。
但苏轼的诗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成都人尤其是从事商业工作的成都人，工作与游玩的秘密，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工作与游玩是很难分清彼此的。这就在一定程度模糊了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作息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指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还包括工作与休息是如何处理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想遽然分清工作与游玩的具体时间界限的企图变得徒劳，就像现今社会中的作息钟点对许多成都人并不起多大约束作用一样。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市场的形成固然是因商业的勃兴，货物交易的必要而发展起来的。现存的成都街道，大约还有七八十条能见出过去作为市场之所在，进行买卖的痕迹，譬如珠市街、锣锅巷、八宝街、白丝街、银丝街、烟袋巷之类均是以市场或者作坊来命名的。倘若成都的市场形成仅限于此，那么其独特性便无法显现，因为其他诸多城市的市场形成，也与此大同小异，并无什么值得特别表彰的必要。但成都之不同，正在于它市场之形成，与成都农业发达后所形成的工商业发展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成都人爱游玩，喜宴集，包括人们利用农闲将商业与游乐一同付诸实施的特殊做法有关。
一般说来，综合性市场比专业性市场发育要早，因为综合性的市场内要分若干的行，而专业市场是由市内的行独立分裂出来，专门组成专卖一种商品或主要卖一种商品而形成的。成都在后蜀时期便有米市、炭市这样的专业市场，而炭市还曾被王建拿来处决犯人。当然，像这样的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不独成都有，全国其他发育较早的城市都会形成这样的市场，这是经济发展之必然。
但成都比较不同的是，有一些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如卖花果、蚕器的蚕市，卖香、药的药市，卖器用的七宝市，其他尚有扇市、夜市等等。这是唐代的成都，准确地说是唐僖宗年间的成都市场的情形。到了宋代，这些季节性特殊市场，更多变为季节性专业市场，甚至是每月都有，此类市场的性质是商业交易与游玩享乐两者兼而有之。细数下来，“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都古今记》）。一位名叫庆余的近现代诗人，完全依照每月所举行的季节性专业市场，用竹枝词的形式写了二十四首（每“市”两首）《成都月市竹枝词》，可见上述季节性专业市场，流风所披，影响之大。
当然形成这种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既需要民众对农闲的掌握判断，又需要商人和手工商业者依据每一物种由生长到成熟，包括加工成商品所需时间的概算。市场的形成都是他们长期经营总结的结果，比如蚕市在前蜀王建时期便颇成规模，“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宋代佚名《五国故事》）。因而这种季节性专业市场既有人为因素又有顺应天然物理的一面。首先是便于经营者对自己主营或兼营的商品加以购置罗致、储备运输，在时间上符合这些季节专业性市场对时间的特殊而短暂的要求。复次便于消费者在相应的季节里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以便购买立刻就用或以备他时再用。当然有的东西也可不分季节地在综合市场购买到，但其时鲜程度便大打折扣，而且因不合季节反而还比合季节性的购买要贵。不过有的物品也并不要求其时鲜程度，比如锦、香、扇、药等，因而消费者参加这些季节性市场交易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为了参与一些和时令内容相符的民俗风情观光，以及交朋结友的娱乐宴集。娱乐宴集自然是少不了诗酒流连，文人雅士徜徉其间，并以诗词记之而留下佳话，而我们更看重他们诗词中因歌咏成都市场而保存的文献价值，从中看出民俗风情及其相应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借机明了时间对成都人进行商业交往的特别作用。
而天生就喜好游乐的文人们，更是在游乐之余或者在市场上买到了自己的东西，或者在市场旁饮酒找到了快活，或者与好友一起寻花踏青，获得了使人难忘的享受，等等。因而在游赏之余，还有雅兴将自己亲历的市场之点点滴滴描述出来，公诸同好，使得后人既可以从中赏析其艺术价值，学习作诗词之技巧，亦可以从中窥见成都经济消长的线索。这也许是文人们在获得“百无一用是书生”酷评后，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小用途吧。当然，歌咏各种市场的有很多是官员，有的甚至是被称为“遨头”的太守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譬如田况《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里就有不少关于专业市场的描绘，而蚕市便是其一。因蚕市在不同地点举行，田况便有分别歌咏大慈寺蚕市和南门蚕市的诗。关于前者，他写道：“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成都遨乐诗·三月九日太慈寺前蚕市》）田况没有直接写大慈寺前蚕市的买卖，而是用在蚕市上买蚕具、农具的老农和寺里面的笙歌对比，点染出成都人少愁苦、易欢乐的特点。也表明蚕市除了货物交易外，还是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们车马喧阗、笙歌悦耳的游乐观光场所。而另一首描写南门蚕市的诗，则非常直白地写到市场上众多的货物买卖，对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帮助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质，“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遗。”（《成都遨乐诗·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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