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等于说，运费的增加，使得做远程生意的商贾尤其不便，因为他们到达一地，就等于像通货膨胀一样，所带铁钱的原来价值就自行降低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铁钱之不便携带以及交通之崎岖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本地（因为四川本身幅员辽阔），以及四川与外地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满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余的情况下，输与外地，也就在客观上助长成都地区物品相对丰富后，必然的淫乐之风。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尤其是远程贸易往来时的困境，有特别的功效。
我们现在常说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合一，有开放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实践。但北宋时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交子的发行，是十六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富民一是为了经商之便，交子发行之初，其价值比铁钱还高，“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苏辙《栾城集》卷三十六《论蜀茶五害状》）；二是其有余钱，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交子取现钱的人，每贯便要割落三十文为利，亦即取手续费3％。更重要的是，富民还可以集聚钱财，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的赚钱的生意，这就有点现代商业银行的味道。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于是寇瑊掌成都时就上奏提出废掉交子：“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今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看到民间造交子的负面作用，不便管理，便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繁荣。
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瑊目光短浅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使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瑊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在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交子收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于是1023年便在益州置交子务。交子收为官有后，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四章“宋元明之货币”）
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性（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而这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的时候，似乎还未显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下跌，也就是说交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交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缩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便于民间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停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爽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交子（后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交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糟糕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胀。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七十万贯，还不及纸币发行的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十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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