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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40)

  古时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过水道入川,便会看到夔府一带土地之贫瘠,民众生存之危艰,地广人稀。从万县上岸,登陆驿道,沿途驿站不多,人烟罕见,每每要到很疲劳时才能补充给养,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过了遂宁、抵达安岳、进了简阳后,才渐渐生出一点对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来。而另一路从川陕道入蜀的人,如王士性虽没经剑阁天险,但直到到了阆中,才进入了石板铺就的大道,沿途经过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因此在其看来,“如隆山、富村、秋林、建宁、古店类沃阜。秋林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五岳游草》),而离成都越近,越引起他的兴味,其间民俗风物及有趣的事,他都乐意诉诸纸笔。这就像当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岭进入成都之前,心绪不开,而过广元,至绵阳,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态。而且说成都躺在中国西南的版图上,真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五城记》)。古今文人,虽时代相隔,其入蜀心态竟如出一辙。

  这里带出两个问题:其一,说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让入蜀的人,感觉到的是险,是身处危局;其二,说明到了成都后,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飘香,就是普通人也怡然自得。这两者加在一起对普通的游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两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这样逃难到成都的人——尽管杜甫偶尔因为穷因为思乡而觉得成都不可亲近,但大部分时刻是赞赏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险峰后的一种心理满足。这是文人以及带有文人气质的官僚到成都后的一般反应。于是有的人便在这里长期定居下来,并且世代繁衍,子孙不息。但那些有出头思想有野心的家伙便大不一样了。无论是经过川陕道的险峻,还是入夔门时峡路的艰难,都使他们在没进入成都之前,就想称王称霸,或者做偏安一隅的君王。像诸葛亮那样,在未进入成都之前,便说服刘备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业的人毕竟是少的。

  有趣的是,川陕道与出入夔门的水道历来是那些到四川后便拥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经之道,同时也是中央政权征伐四川割据政权进军的必经之道,于是在这些险道恶路上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争斗。对此,《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叙》说得非常清楚:“司马错之于蜀侯,钟会、邓艾之于后主,尉迟迥之于萧纪,郭崇韬之于王衍,王全斌之于孟昶,此以栈道亡蜀者也。岑彭、吴汉之于公孙述,桓温之于李势,朱龄石之于谯纵,汤和之于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综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据政权从川陕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门水道入川征讨割据政权得手的有四次,可见两地的重要性斤两悉称。因此每一个在四川的割据政权都非常注意这两个地方的防务,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权。

  文人或者带文人气质的官僚,从险道贫瘠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田澄《成都为客作》),一个人收入不丰,也可维持一种相对余裕的生活。即便有诸多的不得意,也还是想就此终老。譬如老杜刚到广元五盘岭时,就迫不及待地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这就表明一天都愁眉苦脸的老杜,从一开始就对成都不大满意,但他在成都时还是作过一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有“应须美酒送生涯”“谁能载酒开金盏,唤起佳人舞绣筵”等句,后来李商隐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离席》,其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诗酒生活写得让久住成都的我辈也十分向往。陆放翁更是深感“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成都书事二首》)。好吃的东西又多,又有人卖上好的园子,长住此处终老,真是美事一桩。以至陆游后来屡次动情地说“未尝一日忘蜀”。

  当然这只是文人们的感怀,文人们的胸襟,文人们的志向。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时竟如世外桃花源,给人以一种变化极慢的感觉,有时好像外界一切变化与成都无关。这正是成都给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

  但有些执掌四川或成都权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闲适及容易满足,尤其是国鼎衰微之时,兵事四起之际,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捞取自己出头的资本,以便也趁机过足皇帝瘾。他们所仰赖的资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终老的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有天险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扰,即便有中原政权的存在也鞭长莫及;二是物产丰饶,水旱从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据,则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这就给割据一方的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才割据的统治者一般都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乐于在割据政权下生活而不作丝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多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才会做出自己的反抗。

  这就说明,四川的民众对于割据政权的正统与否考虑得相对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别财异居,这都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侵入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必然导致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你谁统治,只要我有饭吃,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我都并不反对。换言之,谁统治,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混口饭吃?只要谁让我把饭吃饱,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拥护谁。这也是蜀人实用哲学及善于应变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儒家传统礼教所谓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正统观念的反叛,蜀人并不是从理论上来反驳它,而是从利益驱动的本能出发来回击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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