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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63)

  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左拉、其作品系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的作家李劼人对茶馆的“勾兑”功夫,自然是很知其神髓的:“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暴风雨前》)

  这虽是前述吃讲茶的典型方式,但也是勾兑的一种普遍招数。成都人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较为舒适,是非常讲究人际关系的勾兑与和谐的。就连旧时难得的“找牙祭”也要趁机勾兑灶神。而勾兑这一四川产的酒精用语,在更讲勾兑的今天,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有人曾把现代的勾兑用作公式表达出来,那便是金钱加美女加好话加龟儿子等于成功。现代评书艺人李伯清在历数各种勾兑后,终于得出:妈哟,全世界都在勾兑!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勾兑不完全是工作或者想从对方那里获得好处的,有时成了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一个漫长的专制社会,将人们生活的双重空间——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压缩到只留下一定的物质空间,人们精神上的生活空间则被压缩得几近于无,才导致人们在有限的物质范围内的奢靡淫乐,因此打麻将、泡茶馆、吃饭上酒馆才变得如此重要,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即没有选择的选择。美国人格兰姆·贝克认为中国人娱乐与生活不分、工作与休息无别,已经成了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这就算别具慧眼。但他就此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我并不完全同意的,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是由于缺乏文娱活动,不得已才整天扯谈的……按西方的生活价值观,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踏实而又热忱地干。娱乐应与工作划分开,成为摆脱工作的另一种活动。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却与此相反,不分工作与娱乐,什么时候都可以扯皮、扯谈。这已成了中国基本哲学的一部分。”(《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不像西方人那样将工作与娱乐搞得泾渭分明,原因很多,最基本的一点在于我们历来缺乏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机制,日积月累,便会从骨子里形成对工作的不敬业,将娱乐与工作不分,也是消极怠工的一种手段。这也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不高,相对来说失业人口较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原因。因而扯谈、勾兑、扼杀时光、打话平伙等不仅有民俗学、社会学意义,而且可以用作分析经济因素的潜在心理标本。

  俗话话:人一吃过饭就保守了。欢乐有了,口腹之欲享了,人就不想挪窝了。话说多了,人就疲了,于是奋斗之类的就见鬼去了。勾兑多了,或许成功了,但终于酒精中毒了。于是话语的盛宴便散了。

  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

  为名不见经传的人修纪念碑比为名人修纪念碑要困难得多,而历史性的工程正是献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们的。

  ——本雅明

  我今天讲的生活的意义不在别处,人求不朽,不一定要历史学家记下了功劳,也不一定要哲学家记下一句话说他有不朽的言论。……不朽的岁月不过就在你一念之间转过来而已,做起来也并不难。

  ——许倬云

  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

  我们踏着先人的脚步而来,看他们的脚步或大或小,或明或暗;行进的路线或曲或直,或显或隐;运动的空间或广阔或逼仄,或通都或小邑;观察的方向或远眺或近观,或后视或前瞻。要之,他们既天然生存其间,又愤然反抗挣扎;既陶然于生活之恩赐,又惘然于路途之旷远。脚步杂沓,互相叠映,并不整齐,或者另辟它路,或者与他们先驱者的路途两相较量,取得各不相扰的发展。先人们将自己的行迹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是留传下来,还是消失于天壤间,全赖后人的田野考古之功,或者依仗我们在纸上的搜寻和梳爬之力,甚至靠着一种神秘而偶然的发现。那就全看我们的福气如何。

  对于成都的后人来说,还多少有一些这方面的福气,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排除“开国何茫然”的蚕丛及鱼凫,他们不像百年前的成都物事,仿佛生活中的空气都还与我们有关,那些温润的气味仿佛不经意还在唇齿间成为余绪芬芳。他们的遥远,弄得后人只有用传说来言说他们,但他们所留传下来或隐或现的遗迹,有的还在今天有些民族的生活周围里充当着重要的精神角色,譬如大石遗迹在羌族的白石崇拜中显现出来。古蜀人对石头的崇拜,并没有因为铁器、青铜器等更先进的工具的诞生而减弱。《古文苑》载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里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而到了开明王时代,更是形成大规模的习俗,“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而且有次一个蜀王妃死后所修的陵墓,“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华阳国志·蜀志》)。尤为可喜的是,这种大石文化的遗迹在今川西北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得到了印证,数量庞大的石棺葬就是对上述文献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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