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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_冉云飞【完结】(64)

  武担山是上古蜀地最为有名的一个遗迹,虽然现今连一抔土的遗存也没有了,但关于它的传说却是代不乏载。其上有“镜周三丈五尺”,名为石镜。而石笋在开明王墓上,长三丈,重千钧,因成都平原是少石地区,不可能有这样高大的石笋,明显是古蜀时从他处运来置于墓上,据史学家李思纯考证,石笋在元代以后便不见记载。由石笋而得名的石笋街,是现今老西门外的石笋街。而像这样的石笋,在四川各地及湖北部分地区均有所见——如陆游《入蜀记》中载白帝庙石笋,《蜀中广记·名胜记》里说忠州“巴台下江中,有石圆光如镜,旁有五石笋簇之”,居然还有五石笋簇拥着石镜的事——可以由想见古蜀强大时所拥有的地盘之广大。只是后来由于巴国等国力量的强盛,使得古蜀的地盘迅速缩减,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石笋在那里证明着兴亡。而千百年来如杜甫、杜光庭所载之石笋及后来陆游所咏之石笋,据有人考证是并不相同的(见《成都城坊古迹考》)。但石笋系古蜀遗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就说明开国何茫然之中,古蜀又有少许可以追寻的遗迹,让后人觉得他们的存在并非向壁虚造。

  除了石棺石椁石笋石镜之外,成都地区关涉大石遗迹的还有很多地方,说明不管时间逝去多久,它们总是并不能完全消失于天壤间的,就像维苏威火山将庞贝城吞没一样,淹没了一千多年,上天还是忍不住在那些要穷尽地下宝藏的考古学家面前,将那些奇迹展现出来,以不辜负他们的辛勤劳作。比如天涯(牙)石、地角石,宋人朱秉器《漫记》中形容天涯石是高二丈,厚仅半尺,它把根埋在土中,你可以随便摇动它,但如果要想将其拔出来的话,那么“根不可穷”。而谈迁《枣林杂俎》中也曾记载,人们不能坐在天涯石上,否则脚要肿得不能走动,因此“至今人不敢践履”。自然像这些不可解的石头,人们在其身上附会一些神秘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有人认为这与石笋一样,都是古蜀国墓石。

  我不敢说古蜀国的人重死不重生,但对死,他们的确是很重视的,不然为什么从迢遥之地不计成本地将那些庞然大石运抵成都平原?而支矶石更是与张华《博物志》中所载张骞有关,因而杜甫据《博物志》而歌咏道:“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有感》)这就说明他对这个事情的渺茫之感是看得很清楚的。而道士杜光庭惯于造神话,他在《道教灵验记》里说有人想动支矶石,便“风雷震惊”,确属装神弄怪唬人。在我看来,曾经或者是古蜀墓石,但是由于其上所凿痕,被用于支垫发炮石矶,可能支矶石的被神化与此有关。

  而另外一些与石头有关的遗迹,可能留有古蜀墓石的遗痕,但其用途则随时有所变化,或者最终石头被变化着的崇拜内含所代替,如有些石头崇拜可能与治水有关,因为成都上古时期号称“陆海”,沼泽沮洳之地甚多,非治水专家莫办。开明据此称王,李冰据此作蜀郡太守之凭资,并由于治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而流芳百世。比如明代有三人均对五块石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载,何宇度在《益部谈资》里说:“云石下有海眼”,“五丁所置,下有海眼”,陆深《蜀都杂钞》说:“或云其下有一井,相传以为海眼”,王士性《入蜀记》载:“或云:其下海眼也,每人启之,风雨暴至。”虽然有点近似于神话,但是不能一点道理都没有,成都既可号称“陆海”,则水必多且大,因古人治水屡不获胜,难以成功,故希望一些体积庞大的石头来帮人挡住一些水的入侵,或者在那一带作为治水的标记,亦未可知。为了防治有的人破坏其镇水之用,故意说其下为“海眼”。当然这有悬揣之嫌。

  而与五块石的部分传说功能有关的,更有那李冰治水置于都江堰和成都的石人和石犀。李冰在治理成都地区的水害的时,技术多讲科学而承自然,但是他在思想上很巧妙地利用了蜀人对大石的崇拜,使蜀人对他的治水不至于不配合,甚至抵触反感,进而破坏。否则的话,他治水的伟大理想将不能得到完全的实施,这种将宗教与领导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办法,深得蜀人的拥戴(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李冰在都江堰和成都的治水事迹,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于都江堰渠首作三石人为水则,按常规看,作一个治水标尺即可,如不是尊重和利用蜀人对石头的崇拜心理,便于治水,那么李冰的去简就繁,就显得不可理喻。其二是在都江堰造五石犀以镇水怪,降服水患的始作俑者水怪。其三是在都江堰渠首凤栖窝埋石马为标记,作为一年一度之“深淘滩”的标准。其四是在成都“二江”上造七桥,“上应天星”,且在今成都西胜街作石犀以镇水怪。

  我认为李冰是将蜀人的大石崇拜与治水之要求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他独特的治水文化。因为石从五行上讲,其质料属土,土克水,自然有镇水作用,故以“三石人”为水则,以“二石马”为“深淘滩”的标准,含有阴阳五行的哲学,后来扬雄《太玄》申述这种思想,对蜀文化产生既深且巨的影响。蜀人对李冰的服膺程度,部分原因并不是因都江堰的灌溉,所带来的眼见为实的幸福生活的结果,而更在于他在征服都江堰的过程中善于利用蜀人的宗教意识,而使蜀人完全折服所致。确如都江堰研究专家罗开玉所说:“李冰作石人、石犀、石马、造七星桥等,其显示功能是以神镇水,其潜在意义却是欲借神的力量统治蜀人。杜甫《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蜀人乐于接受李冰作法的情绪,跃然于诗中。在一些蜀人眼中,都江堰之所以能发挥那么大、那么长久的效力,非因它有科学合理的布局和一整套系统工程,仅仅是李冰斗牛、沉犀、制服了水神的结果。”(《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李冰治水的真正成功不能不算是科学技术和本地宗教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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