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梁启超认为，只有经过相当于一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之一，当年他还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自称将这位大师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梁启超表示：
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鲁索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8]
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这样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西方政体，需要让专制统治来帮衬。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政府对定期发生的天灾应对不力，如今紫禁城又在1900年被外国人占领，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清朝——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是强弩之末。义和团曾经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晚了呢？[19]（建立了清朝的满族人，说到底不也是外族人吗？）人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宪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考虑得更远：中国需要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将全部的反清运动集中在一个总组织下进行，那就是同盟会。1906—1908年，同盟会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在1898年提出的，但慈禧太后再次凌驾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上，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为迎合《辛丑条约》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设立外务部。（因此中国的外交官——此前一直被公然蔑视，从事的是为传统所不齿的职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在外国人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认可，但同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那样的秩序中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古老的科举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围绕着中国古典典籍的考试，自古以来一直是选拔帝国官吏的基础，在1905年遭到废除——原则上是为了拓宽选拔官吏的渠道。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另外又设立了邮传部。陆军经历了一次缓慢的改革过程，采用了西式制服和军礼，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刑罚，至少是原则上。1906年设立了法部，寄希望于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能够削弱外国列强的一贯论调——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因此中国的国民必须只能受制于他们外国的司法制度。
这些行政改革本身是相当彻底的，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改革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清政府召集了一个高官考察团，前去考察立宪改革的措施，这一方面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重申中央对地方各省已经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控制权。几个月前在北京火车站逃过了一场刺杀的考察团成员，于1906年1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带回来的有关宪政的建议，后来被慈禧太后和朝廷接受。1908年，清政府宣布将在1917年实现完全宪政。这年晚些时候，慈禧太后逝世——长期饱受折磨的光绪皇帝比慈禧早一日驾崩，当时还在被实实在在地软禁着——大权转移到年幼的新皇帝溥仪身边的满族摄政者手中，这又让宫廷中的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段时间。1909年10月，全国各省谘议局选举，所依据的选举资格确保了精英的主导地位。1910年，他们逼迫清政府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年底之前在北京成立临时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中国清政府也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一大顽疾：鸦片。1839年，英国与清朝首次动武，事实上是为了维护贩卖印度鸦片的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20世纪伊始，地方的反对鸦片运动——和美国的禁烟运动相类似——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羞辱瘾君子，关闭大烟馆，烧毁吸毒工具。[20]如今北京决定出手，打算完全扑灭国内对鸦片的需求，对瘾君子以死刑相威胁，号召英国人在道德层面上予以协助，反对鸦片，并大幅度提高鸦片关税。1907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制度，将会缩减来自印度的鸦片出口，在10年的时间里每年减少10%。英国的政策规定了一项条件：必须证明中国当地的禁烟运动确实有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印度的鸦片供应和中国当地的鸦片供应完全可以互相替代。1909年，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召开，全体欧洲大国均有代表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波斯、葡萄牙（当时有澳门这块殖民地）、缅甸和荷兰（当时控制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方论证了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还预先计划了意在对外国人的商业本能施加影响的一步行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烟瘾造成的，对外国商业前景的损害要比贸易额本身严重得多。[21]
伴随着这一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们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并且有利于动乱局势中的部队调遣）。在西方股权的资助下，铁路建设焕发新生。（1900—1905年铺设的铁轨，是1896—1899年的10倍。）[22]早在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就从欧洲经哈尔滨和奉天一路通到了上海。1905年，京汉铁路完工，连通了北京和中国中部的武汉。1902—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翻了一番：英国遥遥领先，之后依次是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23] （日本投资额的变化格外突出，1902年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过了10年多一点，竟达到2亿多美元。）《中国年鉴1913》（The China Year Book 1913）中提到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的稳定增长——有2/5的船是英国的，将近1/4是日本的，1/5是中国的。[24]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上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经营着一家油桶厂。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汉口、上海和满洲的牛庄（营口）设有工厂。据说中国有31座城市用上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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