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卫理公会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指南书《上海中国人须知》（What the Chinese in Shanghai Ought to Know），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外乡”，说明了乘坐有轨电车、在餐厅用餐甚至逛公园的相关规定：
上海共有四座公园，其中三座是面向西方人的，一座是面向中国人的。其中一座西方人公园位于黄浦江边，在工作日里有黑人音乐家演出。中国人不得入内，除非有西方人陪同。狗和自行车严禁入内。[48]
但上海即便在内部功能方面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却无法游离于周围这个国家的混乱政局之外。上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仅仅服从于供应与需求、贸易与金融、美元与银两的法则。公共租界不归清政府管辖，这使得它成为逃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天然的避风港。上海港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此对它的控制对历届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上海向外来影响敞开大门，不断接纳新的来客，吸收新的思想。这座城市的活力让传统主义者心有顾虑，同时也吸引着各类改革者和革命者。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中国最先得到这些消息的就是上海，这里的讨论也最为激烈，显然与这个国家自身的政治轨道有关。如果说中国要发生充分的政治革命，那么上海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势必会首当其冲，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有2 000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终结于一记重击，并伴随着一声啜泣。这记重击发生在1911年10月的汉口俄租界，中国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工厂，因为无意间丢掉的一支烟而意外引起爆炸。清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已经被革命者严重渗透的当地军队，不得不加快进行早有计划的起义。这声啜泣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京，宣布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相应地，革命政府承诺让清朝皇族的财富继续私有，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每年拨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津贴，供皇室维持数个世纪以来早已习惯了的排场。
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在早餐时从一家美国报纸上得知了武汉爆炸和随后起义的消息。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去了欧洲，劝说英国和法国，中国国内若有冲突的话，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要继续给予清政府财政支持。1911年11月，上海宣布脱离清朝，圣诞节当天，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旗帜飘扬在上海的屋顶上方，还举行了剪辫子仪式。外国军舰下锚停泊。一星期后，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南京。这座中国古都，在19世纪中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总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16票通过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皇帝和大总统并存了几个星期。最终，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北洋军的指挥官们，用一封函件封印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北洋军中，最近被任命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政府，指挥官们建议走共和路线。根据事先的约定，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并向南京参议院通告了他的“私见”，认为袁世凯“必能尽忠民国”，他还力劝他们，“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一名美国评论员评论道：“似有华盛顿之风范。”[49]
人们认为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是自信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也许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很可能由此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外国的掠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袁世凯事实上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人物，并且得到了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也在确保外国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任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连中文都不会说。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建议——临时大总统身边应当有一名美国法学教授，负责起草中国的新宪法。这几招都相当精明。1913年5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到北京。
尽管此时的中国正在为1912年12月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但袁世凯绝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后来回忆，前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曾经告诉他，袁世凯“没有自由政治的概念，（而且）完全是个人专权”。[50]“当你来到北京的高墙之内，一定要小心，”伍廷芳提醒芮恩施，“那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似乎已经屈于淫威，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似乎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那股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12年，新任临时大总统成功地抵制了事先约定好的、从北京迁都至南京的方案，那会让他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北方尚未完全平定下来。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认为北京才是值得信任的城市——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则不然，至于骚乱之都、现代大都市上海，则更加靠不住。
为了在1912年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争取胜利，孙中山组建了一支新的政党——国民党（通称KMT），由30岁的宋教仁领导。（曾经上书光绪帝、传播中华民族思想的政论家梁启超，领导着另外一个政党：进步党。）1913年1月，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国民党明显赢得了中国4 000万选民中大部分的支持。最终，在新一届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了269个席位。中国似乎朝着大众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新一届代表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很年轻。代表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曾经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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