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普世影响力的神话就这样继续着。事实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本身就暗喻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国家，法兰西共和国的号召力将各个地区和各种身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不久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时区，甚至在法国国内也没有单一的时区。在过去，这倒是无关紧要。在“所有人类活动都在当地钟塔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里，地点决定了时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电报和铁路要依照标准时间而不是当地时间，在之前那样一个世界通行的东西，放到现在就显得太落后了。1913年，路易·乌勒维格（Louis Houllevigue）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中指出：“如果按照地方时间来算的话，乘火车从巴黎到布雷斯特（Brest）要比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少花54分钟；正午时分从尼斯（Nice）发出的一则新闻到达巴黎的时间是11点40分。”[15]（为了让赶时间的乘客更有余裕，法国火车站的时钟还要慢5分钟，这更是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法国于1891年在巴黎设定了本土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时间。如今加莱和比亚里茨（Biarritz）的时钟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但国际上的时间标准化早已领先一步，从设定国家时间，发展到了校准和设定各个国家时间的固定间隔。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其他的时区都要参照这个时区。人们将伦敦郊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时间比巴黎慢几分钟。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基准是出于实际考量，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时间也必然要取代地方时间。但这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量：通过无线电向海上轮船报时，轮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1911年，法国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国家时间调整成比巴黎标准时间慢9分21秒，采用了和格林尼治处于同一经度的诺曼底村庄阿尔让唐（Argentan）的标准时间。巴黎没能让世界采用基于自身地理位置的时间系统，如今却成了世界的定时器。1912年，一场以时间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准备让埃菲尔铁塔发挥新的作用，巴黎也成了新成立的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所在地。[16]
罗伯特·德劳内1910年的作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生命冲动”的象征、深受当时艺术家喜爱的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到了1913年，铁塔已经被改作无线电塔，向全世界广播巴黎时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的普世地位和政治有关：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1789年，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1830年迎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君主制度复辟，巴黎第二次废黜了一位正统派波旁王朝国王，让一位更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取而代之，把自己塑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Karl Ludwig Börne）移居巴黎，称其为19世纪的首都。[17]1848年，发生在法国的另一次革命引发了席卷欧洲的起义风暴，也促使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巴黎回到了再次成为欧洲革命中心的布鲁塞尔。1871年，巴黎又一次成为政治暴力的中心，激进的巴黎公社同时与德国人和从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灾难中诞生的新一届保守派法国政府两面作战。在巴黎，国家秩序的重建让一万人牺牲在街垒。另有一万人被就地处死，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巴黎是一座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偶有暴力，但除了这样的形象以外，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游乐之都——包括违禁的游乐。在漫长的19世纪里，终究是这种印象占了上风：巴黎是典雅与奢华的世俗之城，却也是艺术家和诗人、贫困及其悲剧的浪漫之城。
热情狂放、华丽张扬、标新立异的巴黎波希米亚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直到40年后才在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音乐中成为不朽。[18]到了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奥斯曼男爵如火如荼的城市重建，巴黎放浪不羁和穷奢极欲的名声也传开了，被描述为新巴比伦，或者“欧洲娱乐家”。[19]它是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所在的城市，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交际花，自信的目光突破画布，注视着巴黎沙龙一众男士中的某一个，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替身顾客。[20]它也是左拉（Zola）的《娜娜》（Nana）中所描述的城市，这部作品记叙了一个轻歌剧少女明星的一生，她勾引男人，最终毁掉了他们，也毁掉了自己。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为这座城市的普世性写下了新的一笔，来自遥远的日本和缅甸的展览品使之成了世界的橱窗。
巴黎公社暂时性地恢复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名。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后继政权都曾在巴黎成功建立，但这一次不同，巴黎公社更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纪念。对于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只能使人回想起那场灾难。然而巴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人们过得无忧无虑，还增加了酒色娱乐消费。民粹主义从政治转向休闲娱乐。从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的咖啡馆从2.2万家增加到4.2万家。[21]巴黎成了修拉（Seurat）的城市，他画出了《喧嚣舞》（Le Chahut）中在舞厅里故意掀起裙子给管弦乐队和观众看的女郎，还有大碗岛（La Grande Jatte）悠然自得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一个戴着大礼帽的花花公子和情妇一起散步。巴黎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和德加（Degas）的城市，后者是雕刻温柔的芭蕾舞女的雕塑家，也是画马戏团、妓院和舞厅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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