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维也纳的音乐还远不止是皇家的特权——和德皇威廉二世不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就很少去歌剧院，他的爱好显然要更朴素些。音乐也并不是贵族的专利，狩猎才是。音乐倒不如说是维也纳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而言，但终究还是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严肃的。茨威格指出，在维也纳，“低了一个半音”都会被人发现。“作品不单单是在首演时受到专业评论家的指点，”他写道，“还要日复一日地受到全体观众的指点，由于不断对比，侧耳聆听，观众们的耳朵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气都相当宽松，人们对于不修边幅的作风也都能和和气气地包涵，对于很多违反规则的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对于艺术，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因为这是关系城市荣誉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一位歌手、演员、音乐家，始终要尽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在维也纳，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明星是很美好的，但想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40]
这座城市向来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让那些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贫困中死去，之后又会纪念他们，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个著名的例外，1913年，在他妻子的住宅开了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41]
在这些年里，维也纳共有8个大型交响乐团（包括维也纳医生交响乐团）。有247个男声合唱团，其中包括由杂货商协会、奥塔克灵（Ottakring）啤酒厂的工人、单独的工厂和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某些分支机构所组建的合唱团。维也纳商人合唱协会（Wiener Kaufmännischer Gesangverein）在音乐会上演唱韦伯、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奥地利现代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还担任过合唱音乐协会（Chormusikverein）的指挥。］轻歌剧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和约翰·施特劳斯剧院上演——仅仅在1913年一年就有11部新作涌现。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é）没能通过维也纳的审查，因此未能在维也纳上演。相反，《蝙蝠》在宫廷歌剧院大受欢迎，也因此得到了维也纳传统守护者们的祝福。
圆舞曲之城维也纳，严格恪守着传统，在欢乐中衰败，然而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维也纳作为文化实验熔炉的角色被淡化了。这是维也纳一个突出的矛盾：这样一个传统的捍卫者竟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温床。
维也纳绚烂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也许维也纳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13年，年过五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每天都要对他的病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一书，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神经症。城市风景明信片也可以让维也纳的现代主义者们感到挫败，他们包括卡尔·克劳斯，他每两星期就要在自己的报纸《火炬报》（Die Fackel）上解构感伤主义，还包括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他看来，维也纳建筑过分注重装饰，因此是颓废的表现，对此他的回应是“装饰就是罪恶”（ornament ist vebrechen）。1910年，路斯将他的这句格言投入实际运用，建造出了著名的、位于米歇尔广场（Michaelerplatz）的“没有眉毛的房子”（Haus ohne Augenbraue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窗户没有装饰性的过梁。（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因此再也不在皇宫里他最喜欢的那扇窗前远望；希特勒干脆在画中的这个位置画了另外一座房子，就此克服了这座建筑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4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一名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详细分析了一个阶级、一座城市和一个帝国长期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美国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
现代性甚至还染指了维也纳人心中最神圣的领域——音乐，但也不乏争议。1913年3月31日，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自己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作品。贝尔格的《艾腾贝格之歌》（Altenberg Lieder）引发了骚乱，甚至导致警方介入，正如几个月后那场更加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演出在巴黎引发的骚乱。[43]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在写作中大胆直白地谈性说爱，挑战了维也纳社会的伪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的导师、分离派（Sezession）运动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油画中也有如此直白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犹太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之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开始向传统的哲学思想发起挑战。[44]
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众多领域向既定的文化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并不只是巧合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个团体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将日耳曼人的“教养”（Bildung，指自我修养）视为人类最高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团体规模极小，是一个彼此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分子阶层。阿诺尔德·勋伯格不仅是作曲家，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蓝骑士（Blaue Reiter）的成员。他在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拥有的、自己的作品《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的空白页上写道：“我从你这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一个人应该学到的还要多。”[4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阿图尔·施尼茨勒视为知性上的另一个自己。斯蒂芬·茨威格写道：“一个奥地利人可以在咖啡馆了解当下发生的所有国际大事，同时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除此之外，或许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帮助他培养灵活的头脑和国际视野了。”茨威格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是Café Griensteidl，就在米歇尔广场上阿道夫·路斯的“没有眉毛的房子”隔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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