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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_[英]查尔斯·埃默森【完结】(91)

  然而阿根廷有很多新来的居民,经过了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要阿根廷公民的身份,他们更愿意在法律上保留自己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国国籍。与把取得国籍认为是成功标志的美国不同,为未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开路的外国人觉得阿根廷国籍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已经有权拥有土地,自由出行。在很多人看来,国籍只不过是赋予了他们被阿根廷军队征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好是坏还不一定。尽管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抱怨移民不拿阿根廷国籍,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强制移民加入国籍,接受西班牙语培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安排正中很多保守主义者下怀。为什么非要授予国籍,让男性(却不包括女性)获得选举权,像这样画蛇添足地把一种新的成分带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呢?外国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直维持外国人的身份。现状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事实上,虽然阿根廷举行选举,但公开选举的过程意味着当权者处在强势的位置,能够保证选民跟着他们的路线走。“政府名义上是共和,”劳埃德在1910年写道,“但选举规则基本上就是一场闹剧,行政权和中欧一样独断专制。”[39]政治继续掌控在精英手里,政治大佬,也就是考迪罗(caudillos),在外省操纵着一切。对于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制度看上去再好不过了。阿根廷就应该自上而下由阿根廷精英来领导。为什么要改变呢?

  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反对派要求改革,偶尔还会出现政局动荡,例如在1892年和1905年,有时还有军队中某些派系的支持。在保守派看来,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危险政治思想,正在和急需的劳工一道从欧洲传入国内。劳工骚乱在1902年的第一次阿根廷总罢工中达到了极点,人们害怕拉普拉塔河沿岸会上演一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于如何防止这样一场革命则是左右为难。

  起初,政府倾向于联合打压的策略,实行戒严,查封反对派的报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在此列。1902年推出的《居住法》让政府有权将它所认为的外国破坏分子驱逐出境,但罢工和抗议还在继续。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 000间廉租房的租客拒绝交房租。有大批群众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190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遇刺。1910年,罢工打断了阿根廷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恰逢克列孟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哥伦布剧院被丢了一枚炸弹。这样的事情对生意影响很不好,可能会把投资者吓跑。1912年,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ña)总统提出并设法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令,授予全体男性选举权,实行义务投票和不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只要是基于使政府合法化的选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对政府不满的激进反对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改革。或许现在的阿根廷国民可以不再自上而下地建设发展,而是自下而上了。

  191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光鲜的外表下依然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广大的阿根廷民众,还是外国投资者?“阿根廷真的有描绘得那般光辉灿烂吗?”10月的《先驱报》向读者提问道。[40]

  1913年的美国人担心,华尔街金融托拉斯不可一世的力量会为了银行控制下的大公司而压榨普通民众。在阿根廷,当地人抱怨肉类托拉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压低在海外销售的肉价,抬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销售的肉价。“也难怪,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啊,明明居住在这样一片富饶的国土上,可如果能以每公斤1美元—1.5美元的低价从‘卖肉的骨头’[1]那里买到骨多肉少的牛肉和名不副实的牛排,都得谢天谢地了。”一名记者写道。[41]事实证明,对普通的欧洲消费者有利的,未必是对阿根廷当地人有利的。

  虽然“阿根廷”这个名字表示白银财富的意思,但生活在阿根廷的很多人都在勉强糊口,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贫穷的移民得非常辛苦地奋斗,才能过得比农奴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继续旅行至阿根廷的约翰·福斯特·弗雷泽写道。[42]还有另外一名作者是环游拉美的英格兰工程师,他也谈及了这一现象,指责“土地垄断、不计后果的财政……(而且)肆无忌惮地透支国家信用,推行让垄断者或私人公司获利的方案,却罔顾民众的利益”。[43]农村的大部分良田都已经为私人大地主所有。和加拿大的移民不同,大多数阿根廷移民到头来是在为别人耕种土地,或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居民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的着装打扮光鲜亮丽,为了让外表看上去很优裕。早上五六点钟,他们乘有轨电车上班时,穿的是长外衣,系着领带。但这种向中产阶级的优雅高贵看齐的着装,很快就会被抛弃在码头或者铁路站场,在那里,脏兮兮的工作服更适合眼前这10个小时薪水微薄、艰苦繁重的苦力活。某些保守派似乎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只是外国煽动者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游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似乎是陷入了困境的社会的产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阶级如饥似渴地投注国家彩票,对于他们被阿根廷实际的经济生活慢慢腐蚀了的雄心壮志,彩票也许是最好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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