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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14)

  3.不同于德国的军队,英国士兵对陆上作战并不擅长。1919年6月,黑格回忆道,“我们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了战争……在战争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拼尽全力弥补我们的不足。”例如,和平时期部队中仅有一位参谋,财政限制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统帅部和远征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指挥层级关系。骑兵团指挥艾伦比身边竟连一个固定参谋都没有,原因是配备给他的人都缺乏经验。因此,英军的指挥团体从一开始便是临时东拼西凑而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我们不要再为他们找借口了——英国常规军的整体军队文化妨碍了这个临时性团队的效率:下达命令的等级制度基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上级对下级的质疑;根据人脉关系,有人可以一直得到晋升;私下的不和也可以导致军官之间的“分裂”。这些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当黑格质疑劳林森最初的索姆河计划时,后者认为自己无法坚持立场,结果是黑格执意要贯彻自己自杀式的突破目的。劳林森说道,“无限制进攻简直是在赌博,但D·H·劳伦斯执意为之;我只能去干些别的理智的事情了。”部队的军官无法擅自篡改主指挥官的意见,尽管这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岌岌可危。部队中每层级别都有这种限制。政令上传下达,从一而终,不容置疑。这造就了只会“听候命令”的军官、军士和战士。正如J·M·布恩所言,在战斗中,“当德国的炮击将通信中断之后,英军便不知所措,陷入瘫痪”。如果用工业组织的术语(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来说,这是一种“层级管理负责制”,并且没有机构和途径将“下级经理”的意见向上反映到总部。也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在这场道德大于物质的竞赛中,支持战争技术的人无法动摇那些传统的战争信徒。人们过分强调道义、勇气和纪律,而忽略了武器技术和战略战术。

  让旧有的部队充斥新征入伍的人同样无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扩大队伍意味着更为浓重的官僚气息。正如查特里斯指出的:

  军队的责任范围也会随之扩大:食品供应、道路和铁路交通、法律条款的制定、工程、医药、教会、教育、邮政,甚至农业,还要管理除了伦敦之外英国庞大的公民群体……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纯军事领域的问题……让人惊异的是,除了交通和邮政,其他所有组织都要受到常规军的控制……每个部门都配有一位领导,而所有的领导人员都要听从一个人的安排——长官。该长官每日会见同一位大部门领导的次数不会超过两次,且每次接见的时间很少超过半个小时……

  马丁·范·克里菲尔德认为,就连下达的命令本身都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战争的行动指导从战场转移回公司和政府部门”,不知不觉中,“公司和政府部门提出的方案”重新渗入并“统帅战场”。多米尼克·格雷厄姆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组织上的行事趋势,从新沙佩勒战役到康布雷战役,英国远征军的学习曲线呈持平状态,甚为可悲。因此,当英国远征军知道如何打好防御战时,他们在进攻上却不得要领,因此无法胜任与不同军队进行合作作战的任务,也无法掌握火力与行进相互配合的方式。没有人肯花费力气将最简单的操作原则讲明白——“射击技巧在于逐渐掌控优势火力点,利用有利位置对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同时将我方的损失降到最小。

  此外,大炮和坦克这样的武器通常被当作辅助步兵团的工具,而非有机作战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陆军部要花费13个月确定坦克样品,用7个月的时间对坦克在战斗中的使用进行部署(首次亮相是在1916年11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再用14个月才能投入到大规模使用。而事实上,早在1900年左右,坦克的零部件——保护板、内燃机以及履带系统——的技术就已经成熟,装甲战车投入战争的理念也已提出。就算一切都可行,指挥官们同样会忽略如何使用它们的专业建议。甚至在亚眠战役之后,黑格仍然拒绝机械战的建议,坚信人力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决策层的保守主义之外还出现了“帽徽忠诚”的现象,它鼓励军官和士兵以在哪个营队为身份鉴定标准,而并非以旅或者师为单位。

  从英国对火炮的使用中可以更明显看出其缺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火炮是作战的关键。从1914年开始一直到索姆河战役,英国就面临着大炮短缺的局面,缺乏足够威力的枪炮和充足的弹药储备(烈性炸药的供应更为不足)。大部分大炮是“观测使用”的,这就意味着炮手们只能打击到他们视域范围内的目标(这就妨碍了间接射击和反火炮射击),地图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瞄准射击也变得更加困难。1915年9月的卢斯战役中,在没有足够的大炮做掩护的情况下,步兵发起了进攻,造成英方6万士兵的伤亡。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步兵和大炮是要配合进攻才有成效的。

  1915年年底,英国的炮手们已经掌握了间接瞄射,首次实际应用通过高空侦察来确定目标。越来越多的重炮(特别是榴弹炮和大口径枪炮)相继问世,随着需求的提高,弹药的供应量也随之提高。大炮主要是用于首轮的轰击,头几次尝试是以上升弹幕的形式完成的。然而,这几次为数不多的进攻却是无足轻重的,同时也为索姆河战役打上了低效率的烙印。事到如今,协约国的参谋们终于相信,由于大炮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因此炮击时间应当延长。用约翰·弗伦奇男爵的话说,“如果弹药供应充足,那么敌人的防线将被轰出一道缺口。”正如佩塔因所言:“大炮征服据点,而步兵则负责占领它。”弹药的重量弥补了精准度的不足。然而黑格决定同时炮轰德国的两条防线,使得炮击的威力减半。更严重的是,军火质量不尽如人意(有30%的产品根本没有爆炸效果),1/4的枪械因为过度使用而只能被废弃。高爆炸药仍然属于稀有产品,同样有待改进的还有无数的技术漏洞:校准调节并不精确,地图测绘同样不精准,差劲的通信阻碍了观察射击,反火炮射击往往是无效的。除此之外,英军的射击计划同样失灵。最糟糕的是,1916年的炮轰在其首轮的摧毁任务中不仅以失败告终(黑格低估了德军的防守力量),同样为后继的步兵推进制造了麻烦。1917年4月的阿拉斯战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破坏性任务行之有效,首轮进攻更是节节胜利,但战场的地面严重损毁,给枪支的使用造成了困难。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缩短轰炸时间以保证突然袭击顺利进行的重要性,而仍然固守僵化的射击计划,因此无法利用初步胜利继续实施打击。梅西讷战役中,技术有了进一步改进,表现在毁灭性爆炸打击和成功的徐进弹幕射击;但英国的伤亡人数仍旧比德国高出了2000余人。康布雷战役中,坦克进攻之前的短期密集炮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之后的弹药储量却往往不足以应对德军的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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