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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31)

  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潜意识中对死亡的渴望,人们为何要以自身的性命为赌注来杀敌呢?导致这种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是复仇心理。这种心理鞭策着约翰·路西(1914年9月在埃纳河以及新夏佩尔)——在地狱般的蒙斯大撤退发生之后,在经历了与兄弟的生离死别之后。这是将痛苦还给德国人的机会:

  我们要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我们强大的攻势对他们造成了巨大伤亡。他们大批大批地倒下,在我们密集的炮火下,行军纵队一蹶不振。队伍被冲散了,没有人能够在我们的视线内存活超过5分钟。几个生还者痛苦地挣扎,试图向后撤退逃跑。我们向他们的背部射击,让他们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血腥的5分钟……我们用愤怒的报复抵消了我们曾遭受过的折磨和痛苦。

  索姆河战役中,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第九军甚至要将敌军伤亡人数扩大到与卢斯战役的损失持平。一位来自法国多姆山的农工向他的父母描述了他“对这些野蛮人有多么愤恨”:“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来。我保证,不久之后他们之中一个活口都不会留。当我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倒下时,我无比骄傲。”云格尔在他的德国手下中也察觉到了类似的情绪。当一个士兵在阿尔滕堡的阵地中阵亡后,“他的战友们在掩体后趴了很久,伺机进行报复。他们满怀盛怒地抽泣着。此刻他们全然忘记了战争的客观性,将那些射出致命子弹的英国人当作私敌。而我完全理解他们。”当他带领手下在1918年3月21日采取行动时,他们已经不再是那些满口尽是“粗俗的玩笑”的士兵了:

  “现在轮到我们出手做第7连队未竟的事情了。”

  “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

  “为第7连队报仇。”

  “为布里克森上尉报仇。”

  请注意这句话:“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复仇的欲望通常伴随着对自己生死的全然置之度外。读到萨松描写1915年到1916年冬季作战的经历时,我们一定能够体察出他从杀害德国人中获得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同样来自于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在他的挚友迪克阵亡之后,他便开始了对德国阵地鲁莽而不计后果的疯狂袭击,寻求报复以及自身的毁灭:

  我冲向他们,我只想杀人……这种感受让我每获得一次机会,都要爬到坑道外面去侦察敌情……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必死的决心,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可能去想其他的事情。

  然而,对有些士兵来说,战争的乐趣仅限于杀人。1914年10月,朱利安·格伦费尔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小插曲。他来到无人区,看到一个德国人正在“谈笑风生”。“他的牙齿在瞄准器上闪闪发光,我沉着地扣动了扳机。他只是咕哝了几声便倒地而死。”在加利波利作战的澳大利亚军团为他们狙击和使用刺刀的技巧感到骄傲,部分原因是要“报仇雪恨”,还有一部分原因只是因为“这样做很漂亮”。这种冷漠而无所谓的态度与其他士兵所表现出的对“德国佬”的深恶痛绝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皇家伯克郡军团的两位军官眼中,德国人是“十足的害虫”。“他们丝毫没有同情心和良心,”其中一人说,“他们的哲学就是,杀人越多越好。”在士兵当中,这种憎恶也普遍存在。当被一位俘虏问到其对德国人的看法时,一位英国士兵只是简单地回答:“你们就像一摊呕吐物。”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者》中雅勒茨基所感受到的那种后悔和自责。他将自己失去左臂的原因归结为“将一发手榴弹丢在一位法国士兵裆下”的惩罚。但他同样认为:

  当一个人故意做出某些行为时……他没有必要去考虑他的余生……这就是我的感受……他获得了该获得的东西……这也是战争为何永无止境的原因。

  在杀戮的同时,杀戮者自身的性命也岌岌可危。当然,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意愿并非出于自觉的死亡意志,这是因为人们无法(或不去选择)对其生存概率进行判断所致。在法国服役的英国士兵中有1/2的人伤亡;那些真正在前线作战的人——特别是当进攻打响时——牺牲的概率尤其高,更不用说负伤或被俘。法国士兵的死亡概率甚至更加糟糕。“在战斗开始前,死亡就已等待着我们了”,一位士兵在1917年如是说。尽管人们对于自己存活的概率不得而知(作为机密,伤亡人数需要高度保密),但通过一系列的经历,对此不难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有些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被杀害的可能性。诺曼·格拉登仍然记得“战役打响前的若干小时里……所经受的心灵痛苦和折磨”:“我实在找不到自己能够再次逃离死伤命运的确切原因。”

  但这种想法似乎根本无法阻止人们战斗的脚步。这是因为人们成功说服自己,死亡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个人在战场上的时间越长,目睹的死亡情况越多,就越发让人感觉他成为超越“概率律”的一个特殊的侥幸。云格尔注意到,尽管面临着殒命狙击手枪口的危险,人们仍然选择借道阿尔滕堡阵地的公路,这正是“老兵固有的对子弹威胁的免疫力。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每天仍然有人因为这种疏忽和无所谓的态度而丧命”。同样,有些人对未爆炸的炮弹和手榴弹不屑一顾。当云格尔目睹自己的亲兄弟在枪林弹雨中被担架抬走时,他甚至比他兄弟自己还要担心。“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幸运信心满满。人们都认为自己会是幸运的,会安然无恙,这使得他们低估了危险。”同时,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子弹不可预知的飞行轨迹夺取或幸免,因此他们开始相信宿命。“谢天谢地,我们只能死一次”,1918年春,云格尔的手下在向枪林弹雨进发时如是说。帕特里克·麦吉尔曾写道,“在死亡的众多可能性中,我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控。”科鲁特韦尔注意到,“几乎所有士兵在服役期间都成为一个宿命论者,他们绷紧的神经也因此得到宽慰,将自己生存的机会托付给老天。但这种宿命论总归是建立在相信自己仍有机会活下来的侥幸心理之上的。”有时候,这种宿命论是通过对别人的生死近乎麻木不仁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许多亲历者都目睹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在见到他们的队友突然被杀害或受伤时无动于衷的表现,一个士兵的阵亡突然之间“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成为了死亡的替代品”。简而言之,每个人(如同弗洛伊德的观点)都相信作为个体,自己不会是被剥夺生命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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