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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160)

  与巴比塞一样,甚至连雷马克都承认前线战友情起到了补偿作用,包括集体解手、粗鄙的玩笑、出于对食物的妄想而去偷一只鹅的搞笑举动,以及忘掉一位死去的战友,并得到他留下的靴子。吉尔伯特·弗朗科的《彼得·杰克逊,雪茄商人》(Peter Jackson,Cigar Merchant,1920)一书中表达了对军队管理不善甚至腐败作风的批判,但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妨碍了对战争的谴责。诸如罗纳德·格纳、威廉·巴尼特·洛根以及爱德华·汤普森这样的回忆录作者并没有什么名气,但他们都拒绝清醒的观念。此外,就算有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醒的——诸如蒙塔古以及埃德蒙兹这样的人,但与其说他们对战争本身是清醒的,不如说他们对和平不抱任何幻想。军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1930年出版的作品《战争谎言:对若干当代战争书籍的观点》(The Lie about the War:A Note on Some Contemporary War Books)并不是孤掌难鸣的——该书对16位作家(包括雷马克和巴比塞)进行了谴责,原因是他们“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否认了战争的悲惨情节”。他的同事西瑞尔·法尔斯在其作品《战争书籍:批判指南》(War Book:A Critical Guide,1930)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那些死去的人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屠宰场,然后像牲口那样死去”,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那些屈尊阅读雷马克的寥寥几位高级军官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许多普通士兵也和悉尼·罗杰森一样,对那些“在尸体上大做文章,煽动其毫无价值的恐怖”的书籍产生厌恶之情。正如人们常说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回忆录中有大量作品出自那些战前艰难时期经验有限(更别提亲历战争了)、毕业于公立学校和大学的人之手。幸运的年轻人在其错误的幻想中表达了他们破灭的理想,但他们口中抱怨的东西对普通士兵来说已经并不新鲜了。科珀德回忆录中那位兴高采烈的英国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观点完美地展现了人们是如何在宿命论(“如果生死簿上注定要你去死,那么任何人都无力回天”)、对尼古丁的沉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军火”)以及仇恨(“敌人就是嗜血的混蛋”)的混合体的支撑下坚持作战的。科珀德甚至承认,如果有上级的命令,那么他是不会拒绝射杀一个有罪的人的。

  那些认为战后的作品都基于同一论调的人同样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直接描写同盟国战争故事的佳作当属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这是众多趣味盎然的作品中的一部。与此相对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恩斯特·云格尔的战争小说。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云格尔来说,战争是场令人振奋的考验——人们为了荣耀,要学会克服恐惧;尽管他也承认堑壕战会让人产生憎恶和恐怖感,但他一再重申,自己作为一名突击队军官,从作战中获得了十足的满足感。“的确,战斗是最伟大的经历之一,”他在《作为内心体验的战斗》(Combat as Inner Experience)一书中如是写道,“我始终找不到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胜利的时刻并不能让他产生最为心醉神迷的快感。”在战争中,“一个真实的人在把酒狂欢中弥补了他一直以来所忽略的所有。在被社会和法度束缚了太久之后,他的激情继而再一次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宰,成为神圣的终极原因。”他将战争称作“一个伟大的学校”,并称“世界将在其上面被锤打出新的边界线和新的共同体的铁砧”,云格尔所表达的与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不但没有使军国主义没落,反而彰显了它的魅力。魏玛共和国时期,有许多表达了类似情感(但却对此少了些许溢美之词)的作品问世,如鲁道夫·宾丁的回忆录《关于战争》(Vom Kriege,1924)、格奥尔格的作品《士兵祖伦》(Soldat Suhren,1927)以及沃纳·博伊梅尔堡的《连珠炮火包围德国》(Trommelfeuer um Deutschland)。在停战协议签署后仍然顽强反抗的非常规志愿军们在其回忆录中表达了顽固不化的嗜血情结。在意大利,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证明,尽管战争的经历既心酸又残忍,但它依旧彪炳史册。实际上,邓南遮早在1922年之前便助长了这种风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鼓励作者将1917年10月之前的事件缩写成革命序曲的程度。斯大林最喜爱的书——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白军部队》(The White Guard)——开头描述了德国军队从乌克兰逃跑的场景,其结尾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到来结束了内战的无序状态。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战争题材的戏剧都是清一色反战的。尽管在鲁登道夫的春季大反攻前夜,在离圣昆丁不远的一处防空洞上演了R·C·谢里夫的戏剧《旅程的终点》,但它本身并不算是表现和平主义的作品。高级军官酗酒成性,另一个胆小懦弱,他们的2名同僚在劫难逃,死在了突袭中,但是这部戏剧呈现的却是坚定沉着地应战的精神。对战争最持批判态度的英国剧作家当属萧伯纳,但他的反战新闻作品以及小册子实际上并没有赢得广泛的支持,其间接讽刺战争的《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以及《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的序言与克劳斯的代表作相比则要逊色得多。战争音乐作品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哈弗格尔·布赖恩的《老虎》(The Tigers)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讽刺的反战作品”,但约翰·富尔德夸张的作品《世界安灵曲》(连续4年在停战协议签署的纪念活动中演奏,该纪念活动由英国军队出资赞助)又该如何解释?作为“传达向所有国家那些痛失亲人的人表示的一种安慰”,该作品几乎不能算是反战的。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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