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秋，法国的交易所完成了第一笔对俄国的主要贷款。次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意承担俄国的两笔数额为7700万英镑的贷款事宜，并于第二年承担一笔1200万英镑的贷款中1/3的份额。1894年，又一笔价值为1600万英镑的贷款顺利发放；1896年，又有一笔相同数额的贷款被发放。届时，俄国的基金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但第二笔贷款发放速度极慢。为此，沙皇甚至还亲临巴黎，委婉地进行督促。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德国的银行也在德国外交部的敦促下跃跃欲试，试图在1894年和1896年成为俄国的贷方。准确地说，德国是不想让法国垄断俄国的经济。然而为时已晚，当新世纪的曙光初耀欧洲时，没有哪两个联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能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坚不可摧，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基于信贷和债务关系的结盟。截至1914年，法国借给俄国的贷款共计30亿卢布，占后者外债总额的80%，法国近28%的海外投资以国债的形式流向俄国。
经济历史学家时常对俄国政府这种举借外债来补养国家工业的策略颇有微词，但事情的结果却并没有显示这种举动有任何不妥。毫无疑问，俄国的工业化速度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间突飞猛进。根据格雷戈里给出的数据，1885~1913年，俄国国民生产净值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年度投资额从占国民收入的8%增加到10%。1890~1913年，人均资本产出额增长了55%，工业生产也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1898~1913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铁路网络建设规模扩大了57%，原棉消费也比之前高出82%，农村经济得到了根本的发展。1860~1914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甚至明显超过了人口增长率（每年1.5%）。1900~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率是26%，但其国民总收入却是人口增长的2倍。通过表2–4我们不难发现，俄国，而不是德国，跻身成为1914年前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表2–4 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百分比，1898~1913年
资料来源：Hobson，“Wary Titan”,p.505.
经历过1917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学家谈起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总喜欢从19世纪90年代说起，但经济历史学家们却很难找到灾难到来前的征兆。1913年，俄国人均收入水平较15年前的情况有了极大改善：在这段时间里，这一数字上升了56%。而人口死亡率也从19世纪70年代末的35.7%降到29.5%（1906~1910年），婴儿的死亡率同样有所减少（从每千名275人下降到247人）。1897~1914年间，教育覆盖率从21%提升到40%。诚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定会导致俄国城镇社会生活的分化，而且农村地区（居住着80%的人口）的无地人口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业化似乎带来了一个俄国领导人翘首期盼的结果——军事力量日益壮大。俄罗斯帝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东方和南方扩张。除了两次战役（克里米亚战争和对马海战）俄国遭受失败以外，俄国的将军们在中亚和远东赢得了无数场让人费解的胜利。直到1914年，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已经覆盖860万平方英里，从喀尔巴阡山脉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
值得注意的是，法俄同盟从未认真地对两国共同的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英国展开过行动。但英国人却对这种可能性感到万分紧张，这种心理不仅仅存在于威廉·鲁鸠（见第一章）的虚构文学作品中。1888年，出于对英国军队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的担忧，自由党人查尔斯·迪尔克勋爵提出，英国仅有两个可能的对手，那便是“俄国和法国”。“我们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时常发生；而我们和俄国之间，也是一场恶战在所难免。”1901年，海军参谋长塞尔伯恩伯爵感到自己不得不向所有人发出警告，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舰队将在不久以后媲美英国皇家海军。
有关英国将对阵法俄同盟，在地中海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爆发世界大战的猜想，至今仍旧使我们唏嘘不已。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情节不足为奇。然而，更不合乎情理的是，这3个国家竟然能够携手作战。这是多年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像张伯伦所说，“这注定是徒劳的”。
雄狮与雄鹰
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促使法国最终与俄国联手，但类似的事情绝不能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身上。但同时，也并不存在一股难以克服的力量能够点燃盎格鲁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不满，从而引发冲突。准确地说，相反的结果，即盎格鲁、日耳曼两个民族相互达成理解，可能不仅具有吸引力，还极有可能发生（即便两国的联手不是一气呵成的）。不止迪尔克一个人认为，德国“与英国不存在能引发两国争端的分歧”。
历史学家们总是认为以失败告终的外交创举十分多余，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总归要发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和德国努力增进理解互信，但历史学家对此举动却尤为不屑。这种撮合两国缔结联盟的想法充其量也只能勉强对伦敦的银行家有些许吸引力，特别是那些有德国和犹太血统的银行家。关于这一点，反德人士总能敏锐地洞察。然而回首往事，我们不能武断地裁定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正逐步疏远（直至战争）。在很多情况下，关于两国相互沟通理解的论点是建立在共同的国际利益之上的。先验地看，我们没有明确理由来说明为何一个“过度延展”的强国（正如英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和一个“缺乏延展”的强国（正如德国对其自身的察觉和定义）无法在外交关系中产生共鸣。如果说“两国之间采取的最基本政策相互排斥”，那也未免太草率了。这并不是对之前所谓的英德关系中“错失的良机”（这样就可以避免堑壕中那一幕幕屠杀和死亡）的重复，因为那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表现罢了。我在这里仅仅想表达，与那些想象中的情况相比，两国错失订立协约的机会是一种更偶然的结局，而不是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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