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亲俄政策，这位自由党外交大臣恐怕更倾向于亲法政策，并且正如我们所见，格雷在未上台之前便表露出了与法国结好的意图。保守党的政策再一次得到贯彻。但他自己也承认，他再一次将事情做得有些过火。特别是在英法协约中的军事协作上，他鼓励双方对此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甚至在自由党上台之前，英国的军事策划者就开始悉心盘算，一旦对德宣战，英国将如何为法国提供海上和陆上军事支持。当然，对德国进行海上封锁的计划早已敲定。然而，直到1905年9月，总参谋部才具体着手考虑，一旦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英国需要派遣一支“远征军”对法国进行支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比利时的中立问题浮出水面。尽管那些将军们认为“在前几场战争中，比利时不会成为战场的一部分”，但他们同样承认“战争将会波及这个身处多事之秋的比利时；届时，会有参战国（更可能是德国）认为没有必要再顾及其中立立场了”。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估计在23天内，将有两支军团挺进比利时。这使得英国的角色更为有效、主动，而不是仅仅“派出一支小分队，颇不受欢迎地加入法国庞大的陆军阵营”。1905年12月之前，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但就在几天后，新政府上台，陆军中将、军事作战指挥詹姆斯·格里尔森与法国的于盖少校召开会议，着手商讨远征军的具体事宜。
从这些会议安排的时间上来看，当时那些新任大臣仍然处在职位适应期。这样的时间选择自然会惹起猜忌：这些人必是在耍什么把戏。然而，那些出席过所谓的“白厅花园会议”的人（该会议也在刑事调查局同步召开）行事非常谨慎。比如，他们认为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遭到破坏时，英国拥有“干涉的权力”，而不是“必然的义务”。用外交部常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爵士的话来说，1839年的条约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冒多大的风险，都要用武力来维持比利时中立的积极保证”。无论如何，菲舍尔——直到1910年，他一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都不赞同军队横渡海峡的主张，并坚持为海军的战略部署辩护；他认为，至少也应当以两栖作战的方式登陆德国海岸。
正是格雷拥护并推动了派出远征军的决定。1906年1月9日，就在摩洛哥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接替了兰斯多恩的位置。他曾对德国大使康特·梅特涅说，如果德国在摩洛哥事件上“让法国陷入困境”，那么“英国人对法国的同情心……将会空前高涨，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继续保持中立”。在将这段对话报告给首相时他又说：“陆军部应当对如下的问题做出回答：假设我们不得不抗击德国，假设比利时的中立被侵犯，我们该何去何从？”
格雷同样行事谨慎。他坚持认为，与法国的军事协商需要按照非官方的形式进行，以至于在最开始时都没有告知坎贝尔·班纳曼本人。外交部和他手下的官员都以极其隐晦的方式透露，为法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支持”，他们还多次重申，军事协商并不是一种“约束”；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甚至还荒谬地宣称，“英国答应提供的武力支持并不代表实际的责任”。但格雷对这件事情的打算是具体而微的。“有人告诉我，我们能够派到欧洲作战的武器精良的士兵只有8万名。”他于1月15日对伯蒂（驻巴黎大使）如是说。第二天，他在给海军部的一位勋爵特威德茅斯的信中写道：“我们还未承诺出手相助，但我们的海军和陆军当局着实应当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并提前准备好问题的答案。”但这一“准备时间”很快就被修改并敲定，颇为耐人寻味。直到1906年2月，英法之间的会谈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总参谋部应许的参军人数也上升至10.5万人，像罗伯逊以及约翰·斯潘塞·尤尔特（新任军事行动首领）这样的高级官员都开始认为，与德国之间的这场“武力冲突”已迫在眉睫了。格雷对此发表评论：
一旦法国和德国之间开战，我们也将很难明哲保身，就因为那一纸协议；何况那持续而强烈的情感流露（来自官方、海军……商界以及市政部门）……已经让法国人民充分相信，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所有法国军官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一期待落空，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我对当局的审视越发深入，就越感觉，如果我们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就必定会付出身败名裂、失去朋友、难以立足的代价。
1906年6月，英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签署协议，否决了菲舍尔和“海军至上主义者”的决议，并制定了新政策：
1.在海军的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向波罗的海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是不可行的。这样的作战计划不可能生效，要等到边界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之后。
2.如果在战争伊始就要付诸行动，那么英国军队参加的任何一场军事合作必须以下面两种方式进行：向比利时派遣远征军，或者在法国边界直接参与防御战争。
3.德国侵犯比利时边界时，我们要采用第一条线路。此外，有一种情况不能被忽视，即这种冒犯可能是经过比利时政府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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