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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_[英]尼尔·弗格森【完结】(85)

  整个欧洲只有一家主要报刊坚决拥护发生在各国之间的战争,那就是《泰晤士报》。早在7月22日,它便预测到了这场欧洲大战;5天后,它呼吁英国加入其中,并在7月29日和30日的要闻部分重申了这一观点。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诺思克利夫和他的外国编辑斯蒂德是如何断然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文章标题的修改的。因此,前任自由党大臣菲茨莫里斯于7月31日表示,诺思克利夫新闻集团正在进行一场“将英国推入战争的活动”。(据说,当《费加罗报》驻伦敦记者对英国政府深表绝望时,他曾大声疾呼:“诺思克利夫和他的报纸就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然而,就连诺思克利夫本人都不清楚他究竟希望英国在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在迟疑到底要不要对7月发生的巴尔干危机的意义表示欢迎。战争爆发后,他手下的各大报纸并没有尝试将战争的悲惨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就连《泰晤士报》都于8月3日预言道,“罗马帝国沦陷后……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就要到来了。生灵涂炭,几代人积攒下的财富化为乌有……这种惨烈简直无法想象。”8月5日,诺思克利夫突然跳出来强烈反对派遣英国远征军的决定,这让他的高级管理层大为震惊。“我没听错吧,难道英国远征军要被派往法国?”他当即对编辑托马斯·马洛说:

  简直不可理喻。一个士兵都不能离开他的国家。我们拥有上乘的舰队,它们能够提供任何帮助,但是我绝不支持士兵们跨出国界作战。要是侵略者来了怎么办?我们自己的国家该怎么办?把这些都写在头条里。你听到了吗?不经过我的准许,一名士兵都不能出发。在明天的报纸里就这么写。

  他甚至亲自编发了一条类似口吻的社论,但最终付印的还是马洛的另外一个版本——在一场激烈的争辩之后,其立场变为支持远征军的派遣。

  1914年11月底,《泰晤士报》已没有任何理由对前线发生的情况进行隐瞒了。“关于崇高战争的幻想化为泡影,不复存在”,其驻外记者严肃地进行了如下报道:

  堑壕,又是堑壕……日复一日,陌生人被另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屠戮……战争开始变得愚蠢……陆军伤亡惨烈,而这种情况好似没有尽头……以牺牲上千人的生命为代价,或许可以获得区区几百码的土地,但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少见,哪怕是最有力的进攻……在巨大威猛并随时可能会造成严重破坏的炮火的掩护下,生力军冲锋陷阵……但是如果鏖战继续下去,将产生更巨大的伤亡和损失。

  英国士兵将在柏林庆祝圣诞节的希望已经遥不可及了。

  这并非唯一出现在保守党报刊中的“不协调的声音”。7月底,《约克郡邮报》编发了如下社论:

  如果俄国和法国真打算一举打败德国和奥地利,那么到时候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会不会比相反的结果更为理想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现有的状况对我们极度不利。因此,我们不认为英国政府应当心急火燎地加入这场欧洲战争,替某一方的利益而战。

  8月1日,《帕尔马尔日报》将这场战争称为“命运的惨痛一击,它让英国和德国不得不在彼此的仇视呈现缓和的时刻针锋相对”:

  我们相信威廉帝国的人们热切地为和平而努力着。在既成的现实面前,如果有股不受人为控制的阻力使人们的付出都成为泡影,我们为何还要恶语相向?我们不会的。如果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带着沉重的心情拔出利剑而战……我们将像绅士那样去战斗,做一位可敬、英武的对手。

  霍雷肖·博顿利8月底发表在《英国人》报刊的一篇社论见解十分独到。“让塞尔维亚见鬼去吧,”它如是开头,“塞尔维亚应当被彻底毁灭。把这个国家从欧洲的版图上清理出去。”这种论调堪比奥地利那些尖酸讽刺的要闻作者。然而,博顿利进一步指出,英国政府应当:

  尽快从危机中调整自己,即刻排除德国人带来的一切威胁……既然我们的条顿对手们在计划中不肯做出让人满意的妥协保证,那么但凡具有长远眼界的政治家都会认为,我们应当先下手将德国的舰队歼灭……

  再一次高呼——“让塞尔维亚见鬼去吧!”

  天佑吾王。

  这种奇怪的言论极好地证明,对于战争的爆发,各家报纸的反响五花八门,毫无一致性可言。

  各政府之间在论调上同样缺少一致性;的确,它们是否这样做还有待商榷。首先,除了设立检察制度来防止公开对敌人有利的信息之外,基本上没有进行别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总有不少先例。英国向来都在这些领域设立检察制度,该权力掌握在大法官手中;各家报纸同样已经接受由1912年成立的联合常务委员会负责的对军事事件报道进行的自我审查。于8月8日通过的《领土防御法》(之后经过6次修改)彻底在该问题上增强了国家干预的力量。第27条规定明文禁止任何“试图或可能”破坏人们对国王的忠诚、征兵事宜以及当下士气的“口头、书面或见报、刊登在杂志或其他出版物”的报道和言论。1914年9月26日,检察员同样不允许公开关于军事动态,甚至仅仅对下一步动作的推测的消息。次年3月,各大媒体皆被告诫,禁止将英国的胜利夸大其词,但其实(正如一位报刊持有者所反驳的那样)这种过火的乐观主义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本人的拿手好戏。1915年5月之前,伤亡者名单不准许公布。尽管人们在1915年秋天成功地抵制了强加于媒体的更为严格的审查活动,但自始至终,媒体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的媒体同样实行审查制度。尽管40家出版机构的编辑们都从“国防机密通知”(D–Notices)那里知晓不少机密的战争信息,但它们不允许被公之于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晤士报》的战地通讯记者、掌握大量内部消息的雷平顿(他本人曾任陆军上校)身上;媒体知悉3/4以上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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