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防御法》之于英国的作家们，类似于“安纳斯塔西”之于法国作家——这是对战争时期的审查制度的拟人化称呼。该制度基于1849年及1878年的围攻法令，当时它授予军事机构禁止危害公共秩序的任何出版物的权力。8月3日，军务部为此成立了新闻局。2天后，一项新通过的法令进一步对除政府特别说明的相关军事行动的信息加以审查。截至9月，军政大臣亚历山大·米勒兰再一次将规定严格化，禁止公开伤亡者的姓名。
德国与法国一样，其1851年的围攻法令在战争初期重新登场，将“通过文字、印刷物和图片，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力”悬搁停止，并赋予区域军事司令员以审查和禁止出版的权力。为了进一步防止“不可靠消息”的传播，德国大臣理向媒体列出26项明令禁止的传播内容。1915年，军务部新增了审查建议，将伤亡人数列入禁止公开的内容（就连荣誉名册都不允许使用连贯的编号）。截至1916年年底，当局共出台了2000余项类似的审查规定。由于军事指挥官在执行规定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1915年2月还成立了中央审查办公室，7个月后，该机构变成了战时新闻办公室。意大利在加入战争之前也做了类似的机构调整。
而检察制度却随着其惩罚力度而越发僵化。1915年，《泰晤士报》和《工党领袖报》皆因触犯检察制度条例而遭到罚款。8月14日，《费加罗报》也因一篇关于摩洛哥的报道而被惩罚。克里孟梭的《自由人报》甚至被勒令停业，原因是其出版了一篇关于运送伤员的故事，故事中写到，由于运输的环境过于肮脏，许多受伤的士兵感染了破伤风；该报再次以一个新名字重新运营后，也还是被封口。1914年9月27日，阿尔弗雷德·卡皮说道：
只要一个人在其作品中对当局、政府、政策，对银行、伤员、德国的暴行和邮政服务只字不提，那么在2~3位审查员的允许下，他就可以自由地对其他事情发表意见。
无名小报《西里西亚和波兹南每日评论》就是因披露军事信息遭到审查或查封的德国报刊之一。
然而，所有国家的行为逐渐超越了军事情报的审查制度，它们逐渐运用其战时权力通过更为公开的政治方式进行管理。在英国，战时曾一度被取缔的报刊或杂志包括《爱尔兰工人报》、《爱尔兰志愿兵报》、《爱尔兰自由报》、《爱尔兰新芬党报》、《国家报》以及宣扬和平主义的《法庭报》。为了防止向国外传播那些潜在的损害“国家战争努力”的消息，当局对此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违法的文学作品以清单的形式详细记录在案：它们不仅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群体的报纸杂志，还有那些一不小心将老校友在前线的动态详细公之于众的校园杂志，以及涉及预测英国运输系统敏感信息的铁路公报。老海德堡人协会杂志同样遭到了取缔。《领土防御法》接手大法官的职责，成为国家的“文字管家”。芬纳·布罗克韦的戏剧《魔鬼代言人》图书版本于1914年遭禁。4年后，罗丝·阿拉提妮匿名出版的小说《被蔑视与厌弃的》（Despised and Rejected）被起诉，小说围绕一位富有责任心的同性恋反抗者展开；该书的出版社被查封，书籍也被销毁。由此可见，战时的英国逐渐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仅在1916年，新闻局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就审查了3.8万篇文章、2.5万张图片以及至少30万封私人电报。梅特涅一定对此结果嫉妒不已。正如《国家报》1916年5月发出的感叹，现在的情形无异于“战争引发的国家悲剧，这个为自由而战的国家却逐渐丢失了本国的自由，那个曾经将公众舆论视为得力助手的政府，现在正开始变得惧怕它，并剥夺了它的权利”。
类似的事件俯拾即是。1917年，一家法国法院在1914年关于禁止出版非官方的军事情报的法令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禁止公开传播“失败主义情绪”的内容。受此影响，1916年5月到1917年7月这段时间，宣扬和平主义的《红帽子报》被审查了1076遍。
1914年9月27~30日，德国的《前进报》遭到查封，并被告知只有在规避关于“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内容后，才可以重新营业；1918年2月，当该报公开支持全面罢工时，也遭到了相同性质的取缔。战争伊始，外国电影就被禁止播放，现有的电影审查体系已经改头换面，因此只有那些“鼓舞士气、提升爱国主义情感”的电影才能通过。1915年年初，记者被警告“切莫质疑任何一个德国人的国家情感和决定”；有趣的是，他们同样被勒令停止“传播关于战争野蛮行径以及灭绝其他种族的令人厌恶的内容”。随之而来的是1915年11月的一项禁止公开谈论德国战争目的的禁令。从1916年开始，战时新闻局将一切将军访谈、德美关系的讨论以及涉及德皇的一切信息扼杀在摇篮中。此外，地区军事领导还因地制宜地设置了其各自的法令。当《柏林日报》因为为贝特曼辩护，保护其不受合并论者的攻击而被临时查封时，它成为马克区内因审查制度而造成的政治偏见的牺牲品！
然而在所有欧洲国家，审查制度并没有达到高度集权的程度。比如法国的审查官们就允许新成立的、颇有恶作剧之嫌的《工作报》（其口号为“蠢货不要阅读《工作报》”）连载巴比塞的《火》（Le Feu）。检察官们同样没有限制莫里斯·马雷夏尔及其朋友于1915年9月创办的讽刺杂志《鸭鸣报》。德国媒体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尺度（1916年11月，当局禁止对此进行讨论）要远远大于法国媒体所允许的范围。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检察官从不对其报刊中公开的联合军事公报进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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