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细心的英国作家试图研究“西欧国家自由与守法的完美典范”或“讲英语的种族”与德意志民族尊崇的“‘铁与血’的法度”之间的区别。《曾达的囚犯》（The Prisoner of Zenda）的作者安东尼·霍普通过对伯恩哈迪的戏仿作品，表现出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讽刺和嘲弄。哈代也同样对“尼采、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迪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批判和谴责。这种论调迫使良心一直备受折磨的《每日新闻》的自由党成员在德国人民（对于这些人，他们没有异议）和“以暴行裹挟人民的专制统治”之间进行了区分。因此，这场战争应当被描述为“旧制度与新制度的终极对战”。
英国宣传的另外一个主题（由韦尔斯提出，特别面向美国受众）是英国“为了反抗克虏伯主义……这个巨大的战争工厂，这卑鄙而又庞大的死亡交易者”而战。在韦尔斯早期的战争作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裁军和和平”而战。他风格独特的读本《以战了战》（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更为精准地迎合了美国读者的胃口；这本书于8月14日写成，当中的许多内容启发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宣传家们同样热衷于诋毁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作为针对德国“致文化的世界”宣言的部分回应，英国作家们对“条顿教授”的“粗鄙、乏味的学识”展开了口诛笔伐。几十年来，英国的学者都因为德国大学的严谨治学而自惭形秽，因此他们格外热衷于这个主题。吉尔伯特·默里嘲笑那些德国学者“终生蜷缩在狭小的房间，全力钻研那些毫无意义、并没有任何实际启发或美感的课题”。剑桥大学的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向“徒有空虚外壳的德国历史学研究和评判”发起了挑战。
相应地，人们声称这场战争具有清洗本国文化的效果，比如1914年的《诗歌评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盼望最近出现的那些丛生的病态产物能够得到“涤除”。埃德蒙·戈斯是这一观点的杰出拥护者，他预计，这场战争就像“消毒剂”一样，能够清理“学界以及知识分子中的一潭死水和阻塞的沟渠”。德国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同样希望战争能够让普通的德国人摒弃“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而更多地关注“种树技巧”。
然而，让这些作家的豪言壮语变得滑稽可笑的可能正是由战争造成的文化庸俗化。与促进社会进步截然相反，粗俗的语言和行为泛滥成灾。像“前进一步，便能搞死一个英国佬；向前一击，便能搞死一个法国佬；一发子弹，便能搞死一个俄国佬”这样粗鄙的口号比比皆是，比如“绞死皇帝”。幽默的卡片让战争变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德国卡片还试图拿毒气室作为笑柄，而意大利人则总在挖掘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中有趣的一面。
这种缓解手段只是为了美化或神化战争所做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诺思克利夫本人在从前线发回的报道中说，战争就像一场愉快的夏日度假，“户外生活、规律丰富的饮食、充足的锻炼以及从关怀和责任中抽身而退的自由，让士兵们感到格外舒畅和满足”。最受英国人喜爱的是“战争即体育”的比喻，战争也被称为“大赛事”或者“追赶游戏”。人们同样通过这乐观的哈哈镜来看待死亡。《泰晤士报》援引劳合·乔治的话说，“英国的士兵都是体育好手……他们就像运动员那样战斗着，数以千计的人都是出色的选手”。W·比奇·托马斯在《每日镜报》上称，英国士兵的尸体“比其他国家的士兵看起来更加沉默而忠诚，更加笃定而淡然……就像在他死去的那一刻格外小心，不让自己的样子过于豪壮一样”。当伤亡人数居高不下的时候，这种粉饰也变得更加苍白——特别是在索姆河战役期间。在惨烈的战争初期，法国媒体不得不使用同样的手段来缓解战争带来的创伤，即向其读者保证德国的弹药质量低下，不起作用；1915年，它们牵强附会地对法国士兵的幽默感大肆描写：“上战场就像去赴宴……他们盼望进攻的心情就像在期待一次假期。他们是如此兴致高昂！他们放声大笑！他们开怀逗趣！”
最后，宣传家们同样试图让其同胞相信，战争的胜利能够巩固国内的政治局面。政府先是在冲突中疾呼国家团结，如法国的“神圣联合”，德国的“乡土和平”。英国也将爱尔兰问题抛到了脑后，恢复了“正常局面”（一部分口号的深层含义在于，事实上在1913年到1914年，一切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劳合·乔治是将这些观点赋予政治噱头的政治家之一，1914年9月，他在女王大厅对观众说道：
所有阶层的人民——无论什么样的出身，都卸下了自私的一面，并且产生了新的认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荣耀不仅仅依赖于在战场上扬眉吐气，同样在于帮助家乡走出危险和痛苦。
这些话相当于他对其自由党支持者的间接誓言，无畏舰的制造使得战争花销与社会政策、累进税制等并不相抵牾。战争后期，英国的战争宣传做出了更多此类的明确表态和承诺：战争将在物质上提高许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营造“适合英雄居住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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